他给许多电影公司发了简历，把以前写影评写专栏的经历一概去掉，名字只署“李霄峰”。接到第一份OFFER，职位是策划，月薪1500。“我第一反应是受到了侮辱，后来再想，这是正常的，人家凭什么啊？我有什么经历呀，我不就是进一剧组，当了一个文学策划和纪录片导演吗？”后来他去了另一家电影公司做策划和发行，月薪3000。
2005年，当初被LIAR骂过的导演张元正在寻找年轻人一起合作。在带《看上去很美》奔赴威尼斯的航班上，他读了李霄峰的两个故事。从威尼斯回来，张元去找李霄峰，说：“下一部戏，我们合作”。当时李霄峰正百无聊赖，浑身力气没有使出的地方，又有杂志找他写影评，他刚有点心动，张元告诉他，霄峰你真的不能再写影评了，“这是俩方向”。
李霄峰觉得张元说得对。接下去，他开始查资料，实地考察，写剧本。一年多后，新剧本出来了，讲述某地一群不满18岁的少年团伙犯罪的故事，取材真人真事。李霄峰给剧本起名《无法无天》，也没想到应该改个名就送了审。审查意见发下来：“不批准拍摄”。
李霄峰心灰意冷。他去工作室找张元，打算再喝一顿酒，就“拜拜”。张元穿着大拖鞋，大T恤，晃晃悠悠地进来，把手里的酒杯递给李霄峰，说：“来一口。”
那天晚上张元和李霄峰喝着酒聊了一夜，又聊出一个电影剧本，就是后来由李霄峰出演男主角的《达达》。
《达达》拍了50天。拍完之后，李霄峰有些厌倦几年来的电影生涯：“觉得没希望，对自己也绝望，这难道就是电影人的生活吗？就是每天聚在一起，胡吃海喝？跟那些商人打交道？拜这个大哥拜那个大姐？”对于电影，李霄峰的感触是编剧太没有掌控权，“做导演有掌控权吗？有，但也不多”。他想，不如自己开个公司算了。
李霄峰忽然想起来，他以前是学广告的。管别人借了笔钱，他跑去上海，开了个广告公司。公司开完再次忽然想起来，这是盘生意，应该先做市场调研。调研了半年，结论是没有客户。
李霄峰在上海度过了人生中状态最差的一段时光。每天，他宿醉起来，到楼下的罗森超市买一小瓶芝华士，再上楼，喝到人事不省。直到2009年《达达》公映李霄峰搬回北京，那几年他说自己是“写什么剧本什么被毙，干什么项目什么黄”，除了写作，就是喝酒。希区柯克有篇小说叫《醉鬼》，讲一个人酒后杀了自己的老婆，自己却全然不知，“我那时候就那状态，喝完以后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国贸桥上车开着，我把门一开，要跳下去”。
严重酗酒的问题困扰了李霄峰很久。“但有的时候，我突然一醒过来，会比清醒的人更清醒。我会清晰地看到世间的正在发生的一切和身边的人，心里很清楚自己到底在干吗。”2012年，他出版短文集《失败者之歌》，在扉页上写着“真正的失败来自情感”。“这共鸣让我不安，像久旱的土地掠过风”——导演贾樟柯在序言中说。
2015年，《少女哪吒》杀青后的那个春节，李霄峰彻底戒了酒。
《哪吒》的第一笔启动资金是李霄峰管母亲借的。“借给你拍电影，还不如买理财，你也不给我利息……”母亲唠叨几句把钱打了过来。李霄峰说，这些年他的生活还是要靠父母接济。“说白了，温室里的一代，所以才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李霄峰的父亲说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直没在一个固定的平台上干过活，一直漂着”。
在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时间，李霄峰曾给父亲打过一个电话，说自己想改个名。“李霄峰这仨字儿特别冷，你说你本来有一山峰吧，跑到云霄里干吗呀，能不能让人看得着啊？我觉得这名儿不平和，给人感觉特别傲慢。”父亲想了想，跟他说，别改了，“你就长这样，改也没用”。
二
1998年12月，卫西谛在BBS“西祠胡同”创建了“后窗看电影”版块。
卫西谛出生于1973年，比他在“后窗”结识的LIAR、顾小白、绿妖等人要大上一截。但是关于电影，他们的经验很相似：大都在小城市出生长大，大学里学理工科，观影经历是以录像厅中大量的港片为启蒙，经由好莱坞，来到欧洲艺术电影大师；热爱电影的同时，他们都喜欢写作，渴望表达，但在现实中缺乏能够交流的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