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开始，菅浩栋把心思都花在了电影上。他觉得这辈子就该干这个。聊到那次算命，他总结说：“老天知道你是什么命，出生的时候，你这辈子该干啥就注定了，只是你自己可能不知道。”菅浩栋自己是知道的。
四
迷上拍电影后，菅浩栋一直想知道，真正的剧组到底是怎么拍戏的。2012年，大二暑假，菅浩栋和常标坐上火车，第一次去了北京。临行前，在网上，他们看到一个影视城招聘群众演员，就忙不迭地报了名。临走时，菅浩栋问家里要了一千块钱。
影视城在北京偏僻的郊区。剧组收了每人三百块押金，就把他们带到了宿舍。和想象中不同，宿舍是低矮的临时板房，只有地铺，北京的夏天三十多度，板房里连空调都没有。十几个人住一间屋子，全是社会闲杂人员。菅浩栋觉得，像是进了传销组织。为了学电影，菅浩栋愿意吃苦，但白天拍戏时，他发现剧组也很不正规，就连盒饭也潦草得不行。待了几天，两人要求退押金，却被告知，必须做满一个月。他们意识到，可能上当了，这是个骗钱的假剧组。
趁着夜里，他们背着包，狼狈地逃了出来。身上的钱不多，维持不了太久，但没学到拍戏，菅浩栋不愿灰溜溜地回大同。焦躁地在北京逗留了几天，菅浩栋联系到一个在制片厂工作的远房亲戚，虽然多年没联系，但为了学戏，他厚起脸皮，请对方帮忙。亲戚介绍他们进了一个真剧组，任务是在片场看管枪支道具。除此之外，还有剧组的宾馆可住，标准间，有空调，菅浩栋觉得，一下子从地狱进了天堂。在片场，他一丝不苟地完成任务，借一切空闲观察着。待了二十天，该回大同了，剧组给他们每人五百块酬劳，算是回程路费。
此行菅浩栋除了见识到真剧组，还有一大体会——拍电影非常烧钱。回到大同，他已经读到大三，采矿专科班马上毕业，没过几个月，山西的大小煤矿就来招聘了。菅浩栋想接着拍电影，不想去煤矿做工人。当初他从中专升到大学，就是因为不想挖矿，折腾一圈，更不想走回头路。也在此时，他开始构思下一部电影，一部不被团委书记审查的，反映农村现实的剧情片。
可是拍电影需要钱。除了采矿，菅浩栋想不出其他赚钱办法。起初他犹豫着，迟迟不参加应聘，直到过了春天，招聘的企业越来越少，班里同学已经签了大小煤矿，家里也催得紧，菅浩栋只好妥协。他开始毕业实习，并和位于长治的潞安煤矿签了劳动合同。
2013年夏天，菅浩栋离开大同，第一次到长治。潞安煤矿盘踞在长治远郊，像一头沉默的黑色巨兽。矿井外面刻着四个大字：安全为天。菅浩栋吃饱了饭，换上黑色制服，戴上口罩、安全帽和矿灯，背上器械，坐进缆车，竖直下落，向着地下453米的黑色世界摇晃而去。
五
煤矿无处不在，似乎是菅浩栋生来就躲不过的囚笼。在菅浩栋老家河曲县，也遍布着大小煤矿。他的父亲下井二十多年，半生辛苦，却很早也要求儿子去读中专学采矿——在他们看来，生在山西的小村子，就是该吃下井挖煤的饭碗，天经地义。老家坪山村里，因为挖煤，地势已有下陷，煤挖完了，没有活儿干，村子里年轻人争相外出打工。
如父亲期待的，菅浩栋终于成了煤矿工人。但他不喜欢“工人”这个身份。临毕业前，一个学妹曾和菅浩栋有过一段恋爱，但来煤矿之后一个月，对方提出了分手，理由是父母不同意。除了工人身份，菅浩栋也在意自己的大专学历。他说，在矿上，专科生就是工人，本科生就是干部，永远不一样。
潞安煤矿在郊区王庄，交通闭塞，坐公交到市中心要一个多小时。刚来工作，有人就在网上建了个“王庄煤矿青年男女交友群”。菅浩栋被拉进群，但他从不发言。下井回来，睡醒了，室友张瑞强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拿着手机一直“摇一摇”，终于摇到了一个女朋友，直到谈婚论嫁。但菅浩栋不管这些，自顾自写剧本，跟网上朋友聊电影。他不打算在煤矿和任何女孩发生瓜葛，“我只是来赚钱的，没打算留在这，要是和人好，那不是坑人吗？”下井回来，躺在床上，他喜欢听崔健的歌，《一无所有》、《出走》、《假行僧》。其中，《假行僧》里的一句，正是他的想法：“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也不愿有人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