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的规范是去说服，去辩论，去充分地接收信息、改变自己的观点，但广告和营销是要通过技术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不是价值层面的讨论，而是利益的最大化。这套营销话语在新媒体领域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在传统媒体时代，他们需要购买媒体资源，现在不需要了，传统媒体之前那种权威的、高大上的公信力也就坍塌了，这种形象实际上是被广告支撑的，广告消失了尊严也就消失，其实一直是这样。
正午：所以当传统媒体遇到危机，很多人都快速转换成为一种公关公司的思维。
吴靖：我发现这是媒体主动追求的，传统媒体的反应是怎样适应这个市场，怎样为市场服务，而不是保存自己的价值体系。因此回过头来想，之前到底存不存在这套价值体系是值得怀疑的。文化是很坚硬的东西，在新的语境下迅速用市场需求来描述媒体的变革，完全没有基于媒体公共性来思考媒体未来的发展，那么之前的信仰就可能是虚假的，没有坚实的内核。
正午：现实中的媒体人也是挣扎和纠结的，他们没有现实的经济基础，和他们分享信仰的人也越来越少。
吴靖：个人是很无力的，他们需要一套公共政策去推动和引导。我们现在设计的公共政策实际上是一个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政策，这就有很大的偏颇。互联网是一个平台，它应该有其他的生产方式，不仅仅是卖东西，教育、新闻生产、实体产业和信息化怎么结合，都应该在政策中体现出来。我们的媒体政策完全看不出是要去建构一个公共领域，而仅仅是促进资本的发展，其实媒体本身在资本的影响下，已经全面市场化了。
实际上公共政策应该要去扶植市场看不到的文教、艺术和公共表达，这些东西的生产需要很长时间的投入、潜移默化的培养，很长一段时间可能看不到盈利，这肯定是资本不愿意去做的事情，而恰恰是应该做的。我们很遗憾地看到，现在的公共政策是在为特定一部分人服务，而忽略了需要支持的另一部分，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媒体机构的空间就非常小。
正午：现在一些大的门户网站纷纷开始经营一些写作平台，但他们的努力也很难构成舆论的主流。
吴靖：资本也要为了自己的社会信誉、社会地位来买一些单，这种行为当然是很好的，有总比没有强。但它们也是有偏向的，不是完全的公共平台，我们可以看到话语权完全两极分化，有些群体在中国媒体上已经获得不了关注，他们没有引发全社会讨论的机会，他们是大的媒体资本不会关照到的群体。
正午：具体来说，是哪些群体？
吴靖：比如涉及留守儿童的一系列案件，这么大的丑闻，在中国当下充满抱怨和不满的舆论环境中，似乎应该引起对制度的批判才对。相比之前动车事件引发对国企的批判、吴英案对非法集资的讨论来说，这个持续了十几年、影响上亿人的问题，引发的报道却不多。当然我没有做定量的研究，但我没有看到特别热闹的讨论，媒体话语都很偏颇。我们的世界现在被单一、选择性地报道，尽管媒体渠道越来越多，但城市中产阶级所遭遇到的问题才是问题。
正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还是资本吗？比如说从北大毕业的学生，还没有进入社会，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
吴靖：这是一个系统，工作人员也不是被动的工具，他们是通过教育、社会化的过程，才成为有特定理念的群体。这么多年的市场化媒体培育出来的年轻一代，进入学校学习媒体技术，再进入到媒体，这就成为了一个封闭的环。就是说新一代的媒体从业人员都没有接触到城市中产阶级以外的事情，但传统上我们对于媒体的期待是打开世界的窗户，不仅是认识更广阔的世界，而是让不同的阶层互相认识相互了解。所以很难说这些工作人员直接受到资本的压力，他们只是无意识地在结构上契合。
正午：所以现在来看，《南方周末》的时代，包括天涯、凯迪等网络社区的时代，所引起的舆论讨论的议题是相对更广阔的，这种怀旧成立吗？
吴靖：我觉得是成立的，因为那时的媒体人是跨越了两个时代的，他们经历了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国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平民化的社会，它的关怀是很下层的，关心民众关心底层疾苦，充满正义感，对公正有强烈诉求，这在上一代媒体人身上体现得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