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布的哥哥修行刻苦，每年有好几个月闭关，家里就派人送糌粑去。在西藏，修行的喇嘛寺里是不管生活的，都是家里供养。贡布说，在阿坝，很多家庭都会有一个孩子去做喇嘛，哪个去做，由家里人一起商量决定。烤火房里的灰尘很大，很快贡布的电脑上就落了一层。他又找出很多藏语歌放给大家听，又打开一个视频文件，是藏人在印度举行的一次晚会，其中有一首歌，曲子是小刚的《黄昏》，词是藏语。贡布说，在西藏，很多人一听这首歌就流泪。
两个穿着军装的大兵走进烤火房，贡布立刻调低音量，关了文件，打开另一首藏语情歌播起来。边境一带有很多兵，这两个兵是管“边境安全”的，但进来不是为了打探消息，而是找个暖和的地方发短信，找烤火房的女孩子聊天。
傍晚时候，推土机轰隆隆开回来，人们议论纷纷，猜测今天推了多少公里，抱怨推土机开回来得太早。然后有消息传来：雪太厚，今天只推到加油站，连县城都没出。
听了这个消息，正在用贡布的电脑学打扑克的加措一边目不转睛盯着屏幕，一边乐呵呵地说：“在这儿过年了要！”
随后几天，每天早上听到推土机轰隆隆经过窗前的街道，成了我们早晨醒来唯一的指望，真的眼瞅要过年了。
这些天里，一些出发更晚、被大雪困在日喀则到聂拉木中途山路上的车辆，也陆续到了镇上。有的是开卡车没水没食物被困一天一夜；有的是开丰田吉普，从被困地点背着包走四五个小时、凌晨到达镇上。渐渐地，雪域宾馆、镇上其他宾馆都住满了人，唯一的一条小马路上，总能见到来来回回去加油站打听情况的卡车司机、全副武装穿鲜艳冲锋衣准备去尼泊尔的内地游客，还有几个从拉萨一路骑行到此的外国人。
人一多，吃饭成了问题，几乎每个本地小餐馆都只有一个厨子，如今一到饭点儿呼啦啦挤满了食客，而且那些慢惯了的厨子像加措说的“光做第一桌的饭，就要一个多小时”。内地来的游客们习惯了点菜，点菜令厨房的上菜极其缓慢。我们依旧在牛肉面馆解决三餐。
大雪封山让这个平时几乎没有多少人落脚的镇子一下子热闹非凡，甜茶馆里装满了北京口音侃大山的游客；小卖店的积压食品都畅销起来；保暖的棉鞋毛袜手套墨镜成了受欢迎的商品，从聂拉木打往尼泊尔的电话那么贵，但是还经常需要排队。
人越来越多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上厕所。聂拉木只有一座公厕，女厕几乎无法下脚，所有男女都只使用男厕，然后男厕也迅速积满，肮脏程度无法形容。
雪域宾馆烤火房的人也多了。几个青海来的卡车司机夜晚睡在车里、白天过来烤火；一对穿着警服的年轻男女，浓眉大眼很有夫妻相，但贡布说他们不是夫妻，男的有老婆小孩，两个都是樟木人；另外一对父子、一对父女，看起来都是在国营单位工作、生活条件不错、一定程度汉化了的藏人。这些还都是住店客，烤火房还常来一些没事到处转的当地藏人、和服务员姑娘聊天的男人、跑来看电视的小孩、听说这里能烤火来蹭烤火的游客以及把烤火房当成茶馆来点单的游客。
有一次，两个内地游客推门进来，看到人人都在喝茶，于是直接奔到靠火炉的位子坐下，接着对卓嘎说：“服务员，两杯酥油茶。”在内地餐馆习惯了的这种顾客对服务员的态度，弄得卓嘎态度有点冷淡，她说：“这儿不是茶馆，没有酥油茶。”误打误撞进来的内地游客往往一开口，虽毫无恶意，却总不自觉流露出了优越感、戒备心，和藏人之间自然地有了种屏障。烤火房的火炉不总是很热，挨炉子的位子有限，不管哪里的游客进来蹭烤火，炉前的藏人总是让出好位子给对方，管事的旅馆服务员卓嘎也会叫着阿姨、叔叔递上酥油茶，但是接下去就没人知道该说什么了，都只在火前默默地坐着。藏人感到了这个屏障，游客也感到了这个屏障，一有游客在，烤火房的气氛就变得既安静又客气。等到游客坐不住走了，屋里的气氛才松驰下来，大家慢慢又闲扯起来。
我们五个是第一群困在雪域宾馆的旅客，随着人越来越多，无论在烤火房还是其他地方，我们都自命“元老旅客”，遇到新来的、对情况不明的旅客，就把封山以来每天的进展向对方讲解一番；介绍镇上能吃能住、能打电话的地方；提供保暖、防晒方面的建议。我是内地人，比较容易和内地人沟通；桑姆曾经有一年带着学生下雪时徒步从聂拉木走下樟木，所以熟悉下雪时的道路情况；加措在樟木做过多年的生意，对什么路况能通车、什么车能过、要多长时间有多大风险比较清楚；温和的贡布负责一边听一边点头，并补充更多细节及安抚对方不要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