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餐结束，时尚的事情是去KTV唱歌。这儿的娱乐场所越来越多。县城的样子似乎一直令人欣喜地改变着。新开的楼盘一个接一个，工地上尘土漫天，挖掘机劳作着，传递出欣欣向荣的信号。新建的广场悠然地耸立着充满设计感的地标，地下也有了超市和停车场。县城似乎越来越接近一座城市，处处反射出“现代文明”的魅惑。
看起来，该有的渐渐都有了，还没有的，应该也都会有。县城正在以一种崭新的面孔，吸引着我的同学们一个一个回到了家乡。几年过去，那些考上大学出去读书的人，差不多回来了一半。他们拿了文凭，因此大都进了政府或学校，散布在不同的街道和大楼里，随时可以相聚，举起酒杯谈及过往。
没读大学一直留在县里的同学，像大勇一样做着各类生意。我有个初中同桌，读到高一就早早离开学校，起初在店铺学习手机维修，多年过去，如今已经开了一家自己的手机店。每次路过他的店面，我常想，再过些年，总会有一部分人把生意做得更大。
传奇的创富故事在县城里最受欢迎。故事里的人白手起家，甚至背了高利贷，在县城的商界缠斗，最后好似一夜暴富，都坐在豪车里，在越来越宽的街道上呼啸而过。这些故事里，努力便有收获，风险等于回报。大勇应该也被他们激励着。
四
2011年，大勇拿到了贷款，新的事业可以继续了。他租下一个较便宜的店面，开了第二个婚纱店。这次他终于能够总揽全局。邻里仍不看好他，大家觉得，大勇不太会说话，人又实在，做不好生意。
我第一次去他的新店，大勇正在向店员训话。三五个员工排成一排，穿着制服站着大堂，大勇穿了一身西装，语调激昂地说了许多。有些话过于书面，大概是从一些成功学的书上里看来的，他用方言说出口，听来别扭，令人不好意思。但大勇很严肃，他训了话，带着我在店里转了一圈，最后坐下来，点起烟。
看起来事情和以前一样没变化，他仍是筹到了钱，租了房子，先搞了装修，再招来店员，钱剩下不多，坐等生意。
坐在店里聊着，我感到索然无味。我不再觉得开这个店是有多少希望的创业，反而觉得又是个扔钱的烂摊子。但我不能给他泼冷水。大勇这次一个人说了算，有点运筹帷幄的意思，他又问起管理学的事儿，要我讲一点管理办法。
天知道我在大学里真学到了什么人力资源管理的知识。但我不知怎么跟他解释，我是应该告诉他我没怎么上过课，还是应该对他说，那些教材上的东西可能没啥用？在他看来，我出去读书，接受了高等教育，已经是这个城乡结合部的知识分子了。
那年夏天，我终于决定去读研。我想自己纯粹是因为不知道该干什么，而考研是唯一让人思路清晰的事情，只需要投入时间，完成考试。我和大勇似乎也没什么区别：他花了钱，我花了时间，他继续经营婚纱店，我继续去学校念书。他对赚到钱很是渴望，但看起来很难，我对学到更多知识甚至并无迫切，我不知道上学之外该干什么。
此后两年我们的交流变少了。假期回家，我不再去找他，只听父母说他的婚纱店一直开着，生意虽不怎么好，但大勇坚持开着，大概一直花的是贷款。
我们再联系已经是2013年夏天，我离开了学校，已在广州工作。一天上午在报社，我突然接到了大勇的电话。他先问我方便不方便，有点吞吞吐吐，紧张地告诉我，自己经营的项目出了事儿，看媒体能不能曝光。
我仔细听了半天，发现这项目和婚纱店无关，大意是他参加了一项投资，他说得含糊其辞，我只记住了几个数字，他说，大概亏了四五十万。
我有点吃惊，觉得他没有这么多财力。但又想到，大概是他的生意赚了钱。毕竟又过去了两年，他或许运气不坏。挂了电话，我甚至想到县城里那些创富者的故事。在我看来，一下子有四五十万可供亏损，反过来也说明他有了积蓄。我想，印象里那个不被人看好的大勇，生意应该是渐渐做大了。
五
我愿意相信，时间可以带来任何改变。比如我的同桌张明。他是我高中同学里最早见到外面世界的人。那时他常去上海的叔叔家过暑假，回来以后，讲起他的都市见闻，眼睛总闪着光。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次“暴走”。他描述说，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他想丈量一下，他选了一天清晨，戴了耳机听着歌，兜里揣着地图，一直往一个方向“暴走”，走到黄昏，精疲力尽，再看地图，还没走出一个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