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那么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问题？有没有一条结构性的线索来理解这种变化？前一段时间还有业界的声音认为学界给予的支持不够。
吴靖：我看到的主要是资本的影响，业界对此是基本无视的，他们看到的最大的阻力仍旧是权力。业界提到的许多例子反而是在资本的裹挟下，媒体主动寻求市场利益来损害新闻公信力，从而受到权力的惩罚。这些案例中的权力，是在代表社会对媒体行使规范权。
当然这种规范权的行使方式与程序存在争议，但在新闻全面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语境下，新闻活动天然的正义性已经不存在了，它已经越来越多地在为特定的利益集团以及资本去服务，所以学术界从新闻伦理的角度进行批判，我觉得是在维护传统的新闻理想：为公共服务，生产公共领域。
今天，媒体不是超越其他利益集团的存在，而是本身也成为了一个利益集团。在媒体的持续渗透下，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利益都要通过媒体表现出来，其中影响最大就是资本，现在的政治权力也是通过资本的形式来对新闻媒体进行控制，它们之间是一种既博弈又相互利用的关系。而在社会各方面的权力精英越来越统合的今天，媒体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博弈也并不意味着公众会成为附带受益者。
二
正午：在我们之前的一篇访谈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孟冰纯老师提到，新媒体的变革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
吴靖：互联网思维根本就是商业思维—资本在新的环境下如何寻找新的市场动力。一直以来，资本就把互联网定义为营销渠道、商业渠道，而不是公共领域。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的公共领域是由新闻的内容和评论构成，而广告和公关的部分是由媒介伦理这样一种还算有一定强制性的规则给规范起来的，而在互联网时代，这两者之间的墙消失了。你会发现不是公共领域的逻辑左右了私人领域，而是逐利的逻辑左右了公共领域。
早期讨论的自媒体，乐观的人看到的是让更多普通人进入公共话语生产，好像是更加民主化的趋势，但他们没有看见的是，公共领域的言论生产是经过文化、制度的建设才形成，关于信息来源、真实性、客观中立这一套伦理不是被动的职业规范，而是一套社会伦理，也是一套公共表达的伦理，但是新媒体带来的新的言论表达空间和平台没有带来新的规范，所以就很天然地和资本所塑造的规范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广告和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