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变迁，包括教育对阶层的筛选，我们新生产出来的准中产阶级的这些知识分子，完全是精英主义的价值观，更多关心个人利益、自我实现，而不关心传统的家国天下和社会不公。他们的知识来源也是他们熟悉的城市中产阶级环境，在情感上也完全缺失了对另类文化的认同，没有同情心，要么是忽视，要么是猎奇、居高临下。
另外，他们的生活经验已经完全脱离了草根，上一代人多少是有底层经验的，这种切身的经验非常重要，对他的情感、语言体系都是很重要的塑造。现在的孩子生活在城市里，接受这种教育，接受全球流行文化的熏陶，阅读商业小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被消费文化所建构。
我记得美国一位已经过世的教授曾经提到过，以前的记者很多是工人阶级出身，他可以深入社会，和三教九流打交道，有这种情感和表达能力。现在新一代的记者依靠互联网搜集资料，坐在家里、办公室里，通过现代的通讯设备获取所有的信息，他是靠着已有的东西来生产新闻。
三
正午：在《中国语境中的技术变革与“互联网+”》那篇文章里，您提到了互联网技术在80年代进入中国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真空环境，一方面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另一方面激进主义在退潮。现在看来，那时候冲击才刚刚开始，现在似乎是全面失守的时刻。
吴靖：这就是悖论所在。我们通常认为80年代文化和理念争论的活跃，实际上背后依托的是那套公共服务的媒体制度，如果没有这个制度，那几年的争论就无法生存。那时在争论中胜出的一派后来积极推进媒体市场化，现在自身的生存出现了问题，资本化和市场化把他们施展理想主义的平台挤压殆尽。
90年代初，还短暂地出现了一次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以《读书》为中心，因为知识分子发现自己从社会观念生产、推动社会变革的中心被边缘化了，但是在那个讨论中，还是没有发现导致知识分子被边缘化最重要的力量就是资本，还继续拥抱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政策。结果到了90年代后期，他们无力发起这样的讨论，因为可以发起讨论的平台已经沦陷了。
正午：后期的讨论把矛头更直接地指向制度，公共舆论也是这样被动员起来的。
吴靖：实际上他们指向的制度和资本是一体的，但他们用一种符号层面的区隔来维系道义的高度。作为媒体，或者知识分子，在社会话语中如果不表现出一种批判的姿态，就会失去光环，因为媒体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抵抗强权的基础之上。但实际上媒体是在和资本合作，它所批判的强权也在和资本合作，它们之间没有实质的差别。
正午：所以互联网思维并没有改变这种必然的后果？
吴靖：你很难说新技术是决定性的，它一定是在社会思潮中，以某种方式被发现被强化了。互联网在西方最初的设计中是军事性的，从军事发展到大学，成为一个发起讨论的平台，包括后来中国的网络发展也是这样，从大学的bbs开始，那是一个文化的空间，是非商业化的，逐渐辐射社会。互联网的文化基因应该是公开的、公共的分享，实际上是社区化的。互联网商业化是从90年代开始，和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相关，技术的小型化、消费化，不再提供公共服务，而是为个体消费者提供娱乐和消遣。这个趋势在个人电脑普及时已经出现了，硅谷新经济随后又强化了它。
正午：所以与其说是话语权的释放，不如说是消费能力的解放？现在所有的创业点子都是在寻找商业模式。
吴靖：是的，互联网越发达，实际上言论越少，消费行为越多，更多的欲望被发明。以前前所未闻的需求被包装成是生活里很核心的事情。
最典型的例子是，前阵子很多媒体人辞职去互联网或者金融公司创业，他们都发表过一些言论，但张泉灵有一段话让我不能释怀。她提到她接触互联网之后，“开始慢慢理解一些全新的逻辑和想法”，认为出租车司机的电台节目收听率下降，完全不是因为有更好的节目出现了，而是司机都在用滴滴接单就不听广播了。对她来说，司机不听广播这件事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而只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或者说市场的变化，聪明人要去抓住它，因为司机不听广播了，所以我不在这个行业了，我要到司机听的那个行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