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剧情设置还是镜头、音乐的使用，菅浩栋只按自己的方式来，剧组人员常有意见，但没人能说服他。“我不是固执。导演有自己的风格，我只是严格按照我的风格来。他们说的如果有道理，我自然会听。”但在片场以外，菅浩栋尽力地照顾剧组感受。他本来不怎么喝茶，这次为了缓解剧组压力，从北京特意买了茶叶，每晚泡上，整个剧组围着喝。
拍摄原计划二十天，但实际速度快得多，只用了十天，电影就拍到了结局。和主要情节基本写实不同，菅浩栋虚构了电影的结尾——盲人生病，到城里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当他病愈再回到村口时，却发现故乡已经搬迁，整个村子不知所踪，取而代之的，只有一片黑压压的煤矿。
菅浩栋用一个长镜头注视着这片土地：菅广顺下了面包车，拄着拐杖，一个人在电影字幕里落寞地走向远方。
七
“你相信命运吗？”讲算命故事前，菅浩栋先问了我这么一句。他直视着我，等待答案。我们当时坐在公交车里，前排乘客听见这个发问，扭过头来，瞥了我们一眼。菅浩栋不理睬这些。
这时，距离他的电影杀青已经三个月。虽然积蓄所剩无几，剧组解散时，菅浩栋仍给每个人发了两百块钱，作为象征性的酬劳。随后他带着素材，先去北京待了一个月，找朋友协助做后期剪辑。他住进北京褡裢坡的一间地下室，一个月租金600块。外面春光明媚，地下室里却冷得打哆嗦。后期初步做完，剪出的片子124分钟。朋友大都觉得太长，提议剪到90分钟左右，菅浩栋拒绝了，他认为许多缓慢的长镜头是必要的，“如果是画面来回切换，那么观众只是旁观者，只有我这样的长镜头，才能有代入感。”
菅浩栋对这部电影充满期待。依循着贾樟柯的模式，他决定把《光盲》送往电影节。他一口气报了九个国内外的电影节，光报名费就花了三千多块。其中，国外的电影节有五个：威尼斯、洛迦诺、温哥华、多伦多和釜山。他觉得，自己的优势是题材独特：“我拍的是农村纪实题材，通过农村盲人的眼睛看农村的变化，这个题材，此前我知道的，只有娄烨的《推拿》。”
如果真在国外的电影节上拿了奖，他可能得出国，但他还从没有办过护照。2015年6月，半年没上班的菅浩栋回到煤矿，为出国的这个“可能”做准备。
我见到他这天是周末。菅浩栋在煤矿已经待了四五天，办护照需要的户口手续差最后一个章没盖，但因为煤矿领导不在，手续卡住了。在微信朋友圈里，菅浩栋很郁闷：“想像《天注定》里大海那般拿着猎枪也来一场暴力。”躺在宾馆床上，他刷着微博，等待一个国内电影节公布初选名单。
在菅浩栋报名的九个电影节里，最早公布名单的是中国的“First青年电影节”，官方微博上，主办方贴出的公布时间是6月14日。当天凌晨12点刚过，菅浩栋正和我说着话，突然抓起手机，看了一眼微博，随后自嘲：“还没出来。他们说是14号，我还以为过了零点就有。”放下手机他又说，因为风格不合适，评选规则也不太合理，他对国内奖项不抱希望。但第二天上午，他仍不时看着微博。过了中午，我们去吃饭，一直话多的他沉默着，不再看手机。我问他结果如何，他说，名单一个小时前就出来了，没入选。“他们侧重的确实不是我的类型，”他一边说一边习惯性地抖腿，“还是等国外的吧。”
吃完饭，我们坐上公交车，去他的宿舍收拾行李。公交车上，菅浩栋半天不说话，但一开口就跟我分析落选原因：“我的题材有批判性，反映的是农村现状，对政府不好看，所以没戏。”分析到最后，他又重复了几句对国外奖项的期待：“看看国外的吧。”
宿舍里剩下的东西不多了，菅浩栋打开锁住的衣柜，把一台相机拿出来，拆开检查一下，又装好，塞进书包。阳台上还晒着晾了很久的两件衣物，他从晾衣架摘下来，在手上拍打着。迎着阳光，衣物上落下灰尘，他在手上团几下，也塞进了书包。阳台的角落里堆着下井的工作服，全被染成黑色。旁边放着一个军用水壶，包着塑料袋，也是通体黑色。菅浩栋拿起水壶，演示了一下自己在井下喝水的动作，告诉我，喝的时候越快越好，不然，嘴里全是煤尘。
临走时，楼层的管理员阿姨特意守在楼梯口，欲言又止，等我们下了半层楼梯，才朝菅浩栋喊了一句：“真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