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城的人真不喜欢“战争”这两个字。假若能避免，不论是用什么法儿避免，他们都情愿把轰炸阴城的仇恨马上忘得一干二净。战争是国家对国家的冲突，而阴城的人是一向不准谈国事的。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茶馆酒肆里都重新贴起红红的“莫谈国事”的纸条，而且真有不少便衣侦探来视查那红纸条儿灵验不灵验。
阴城的官吏更怕战争。由内战的经验，他们晓得以兵戈相见是最冒险的事。按着他们心里的政治生活的意义来说，战争永远有毁灭自己的政权的危险；就是一次打胜，也保不住不引起将来的失败。现在这不是内战，可是，由他们看，到底有相同之处。主战的，不管他的地位有多么高，理由有多么正当，总算是孤注一掷；一旦失败，便必会连根烂，势力瓦解。因此，阴城的最高级官吏对战争几乎是完全没有意见；自己，并且叫阴城的人，闭口不言，万不能冒失的说出强硬的话，而把自己陷在烂泥里去。小一些的官吏，深信他们的上司的态度是最聪明妥当的，一方面他们怕战争的来到，危及他们个人的生命财产，一方面他们希望上司能贯彻反战的主张；即使战争真会起来，而阴城依然能保持中立，永久的中立，阴城好象是在中国日本之间的一个小独立国，极聪明的永不被卷入旋涡！
芦沟桥的事变，所以，在阴城上下一致的预言中，是可以就地解决的；恐惶，可是决不悲观。
敌人攻打平津了！阴城颤了一颤，在颤抖中希望着这不过是加大的芦沟桥事变，早晚还是可以和平了结的，一定。他们并不为平津着急，倒是为事情还不快快结束而发慌——快快的结束吧，对谁都有益处，哪怕是将平津用一种什么顾全住面子的方法割给日本呢。因此，平津的陷落，给阴城的刺激，简直是一种不便说出的喜悦——这可就快结束了，还打个什么劲儿呢？
同时，他们也看准了，应当在平津事件结束之前，他们必须抓住时机，活动着点，多进些钱。在一个小机关里，象捉去曲时人那么小的一件事，也会敲到一千块。别的，那就无须详细的说了。
可是谁会想到呢，上海居然也打起来了！天下会真有这样愚蠢的事！阴城的最高官吏在加紧敛钱的工作中，不免微微有些悲观了。中国，就凭中国，怎能和日本打呢？白死些人，白丧失许多财产。阴城的最高官吏因悲观而几乎要爱民如子，决定不肯叫阴城的人受什么损害，而取着保境安民的态度。
这时候，在报纸上描写着的炮声，震动了阴城的青年男女们的心。就是那些老实的人民中，也有的握上了拳头，挺起了胸来的。可是，连老带少都深知道他们的兴奋是容易碰上霉头的，所以他们只能心中欢喜，而决不敢在实际上有什么表现。他们只能期待着，象海底下的暖流似的，希望到了时机便会发生作用。
这时候，另有一批人，比青年们更热烈。他们不但兴奋，而且着手预备该做的事了。这一批人在雅洁的书斋里，或精美的澡堂单间儿中，或特等的妓班内，或甚至于中学的会议室中，兴高采烈的开着他们的会议。他们之中，有的头发已白，有的烟灰满面，有的风流自赏，有的臃肿迟笨，可是脸上都发着一点不常见的光彩，象久在阴暗的地方居处，忽然见到了阳光。他们不拥护阴城的政府，不爱他们的国家，也不爱日本。他们的判断完全独立，与憎爱无关。他们的心象镜子那么客观。上海战争一起来，他们看到，战争已不会极快的收束。他们的好机会到了。机会是万不能失去的。早晚，早晚，他们看准，日本人会来到阴城的。阴城政府，他们晓得，是不想用枪炮向太阳旗射击的。这是好是坏，他们不假以思索。他们只想用什么方法替日本人把太阳旗插在阴城的城头上，而不由阴城政府手里把城池献出去。他们不爱阴城政府，可也说不上反对政府。不，绝不是反对政府，因为他们与政府有来往，在政府里有许多亲密的朋友。他们只是要先走一步，走在阴城政府的前面。自然，他们若走在前面，不用说，他们就会取政府而代之了。可是，这绝不是什么革命或斗争，而只是机不可失。他们该抓住机会，作几天官儿了。既然机会不可失，那么用些不大体面的手段，也就无所不可。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他们不能因噎废食。正如同他们不愿与阴城政府为仇作对，他们也并不想忠于日本，与其说他们要感谢日本人给他们带来好机会，还不如说他们要感谢自己又来了一步好时运。他们有时候可以想象到，就是阴城被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分占了，他们也有方法对付一切，也可以从中取得利益，何况这一回只是日本一国呢？在智巧上，他们并没把日本人放在心里。他们不佩服任何人，只崇拜自己，甚至于崇拜自己给敌人磕头的美妙姿式。他们都受过相当的教育，可是每逢看到论及世界大势，和政治动向的文章，他们就不由的一笑置之。这些文章，据他们看，都是纸上谈兵，迂生的腐谈。真正的文章，假若他们肯动笔的话，是只论到自己怎样利用机会，是由我及他，是自内而外；什么世界大势，政治理论，狗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