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宜昌发生兵变。据岳阳《大公报》载：“夜半，驻宜昌十八师与十三混成旅部分士兵因反对王占元克扣军饷，突然哗变，变兵抢劫财产后房屋则被火焚一空，如二架牌坊自大十字街起至礼泰药房止，二面房屋焚去二百多家；鼓楼街焚去天宝银楼等；北门焚去当铺、商店数家，白衣庵街焚去萧鼎新布号等数十余户；东岳庙街焚去五十余家；南门外正街焚去凤祥银楼等数家；一马路焚去慎泰食品店、成章洋货匹头店、利昌罐头店、新凤祥银楼、日商武林洋行、大阪堆栈、德商马金洋行等。损失最重者为城内城外绸缎店、京货店等，皆如水洗。是夜，变兵抢占电报局，不准市民向外拍报通话。”
另据官方统计，此次兵变所受损失，宜昌地方财产六百二十五点三万串。外商受灾的有四十家，其中日本十九家，美国八家，英国七家，俄国和意大利各两家，法国和希腊各一家。总计损失两千万元。
继宜昌兵变后，次年六月，陆军十八师、第八师、第二师的部分士兵在武昌、沙市等地再次哗变，该地损失更甚，银行、官钱局、造币厂亦被焚。
几次兵变因有碍外商和外国侨民利益，停泊于长江下游的英国炮舰“格那脱”、“格列格”号奉命西上抵宜昌。美国炮舰“孟活开”号和日本军舰亦先后抵宜昌。驻华法国公使和日使均向北京外交部提出交涉。
北京政府迫于压力，在处理此次事件时格外谨慎，急令湖督王占元严惩祸兵。之后数名主官被免职，十四名营以下军官被处决。向中和的第十三混成旅被取消番号。不久，王占元本人也因“督军不利”被免职。王占元被免职之前，幻想挽回局面，要对北京政府作出姿态，决定处决所有参与兵变的士兵。名义上他给一千二百余名变兵发足两个月饷银，声称将其遣回原籍，暗地却密令第四旅旅长刘佐龙在湖北孝感车站设下埋伏。待押运变兵的火车停孝感时，将手无寸铁的变兵全部枪杀。
王占元为使此计执行得彻底、无误，还特意遣派知己赴孝感监督。这时他想到的是向中和。
正为兵变事受着牵连的向中和被招至都督府。他知道这次见王占元定与兵变有关，也已作好受罚准备，却万没想到这次被召见的“使命”之特殊。王占元也没有想到，当他在都督府推心置腹地将任务交代给向中和之后，向中和竟驳回了他的命令。向中和坦诚地对王占元说：“王大人，我跟你征战多年，深知大人的性格，大人也深知我的性格。当年我在笨花老家被征入伍，在回答王士珍大人的问话时，就说过我崇尚的是孟子的中和之道。当时我为自己取名向中和便有这层意思。现时湖北兵变祸及大人，我的十三混成旅也因少数人打劫滋事，受到政府的裁撤。在上我对不住政府和王大人，在下我也对不住手下的弟兄，是我没带好他们。可，王大人遣刘佐龙去孝感向弟兄们动手，我于心不忍。大人再让我赴孝感督阵，我就更难成行，万望大人海涵。大人若能以慈悲为重，能饶过这些弟兄，让他们还家为民，这是大人积下的大恩大德；若大人执意要解决他们，请另定他人督阵吧。”
身处逆境的王占元正心绪烦乱，听了向喜这番话，自然更添几分不悦。但他还是压住了心头的怒火对他这位老同事说：“谦益呀，自打我们早年在保定相识，我就看出你是个仁义之士。你打龟山、下荆州，我又看出了你的用兵之才。这也就是我把你留在我身边多年的原因。当然了，也就耽误了你仕途的升迁。从保定武备学堂起到现在快二十年了，你才是个少将旅长，我亏待了你啊。但是这次事件非同一般，对我的打击也非同往常。北京政府和湘鄂两省的乡绅决不会轻易放过我。所以我想，假如我设下的这个……举动能有助于对宜昌兵变所造成的后果的平息，我还是不准备改变我的计划。谦益，你要是不帮我，我也决不勉强你。我尊重你的为人处事，再说，看现在局势的发展，也许你我分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你没看见湖南人正抛出一个驱王援鄂的计划，其目的不就是为了赶走我么。看来你我还是好离好散为对。”
向喜说：“王大人对我的过奖我实在不敢当。像我一个笨花人，能有今天，也全靠了王大人的栽培。我没把兵带好，那是我的才疏智浅。至于大人所说的后果，那是我不愿看见的。我想北京政府在处理此事时不会那么不管不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