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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我正一边在长满杂草的院子里散步，一边想着怎么给上海局方面起草那份《关于谭宗三一案的最后处理意见》，从敞开着的窗子里，传来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是上海局方面打来的，说有关领导对谭案的久拖不决，已经感到很不安了。为此他们派出了一个检查组来检查“谭案”的复查情况。让我做好充分准备，接受检查，认真汇报。而且特别强调，这个检查组是代表上海局的。让我一定要服从他们的领导，配合好他们工作，执行他们就谭案所作的一切决定。最后还反复告诫我，一定不要跟检查组“顶牛”。
放下电话，好长一段时间，我心里都感到不舒服。这个电话表明上边对我前一阶段的工作不满意。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不满意。他们曾一再指出，形势发展迅猛，战局急速扩大深入，被我俘获逮捕在押急待处理的“伪县职以上的行政官员”越来越多，而且肯定还会更多。稳准狠地处理好这一类案件，已成了稳定新区局面，进一步团结新区广大人民群众，彻底粉碎旧的统治机器，发展人民战争胜利成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希望我尽快从中摸索出一整套正确处理“县职以上伪行政官员”的经验，办法，为上边制订相关政策方针，提供翔实的依据。而各地区也急需这方面的工作“样板”。并多次提醒我，千万不要死抠住“谭宗三究竟为什么一定要放弃上海如此优越的条件，到通海地区去另辟蹊径”这一类细微末节不放。因为谭宗三究竟出于什么动机来通海（盛桥），对最后的判决（定性量刑），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最后起作用的，还是要看他到底犯了罪没有、犯了多少多大什么样的罪。
从理智的层面上说，我承认，上海局有关领导的这个指示是正确的。我一度也是想这么做的。但是，随着与谭宗三接触的渐多、渐至深入，我越来越没法抑制自己的这种愿望：想全面地搞清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越发觉得这个人跟我们以前接触过的那些“伪县长”的确有某种程度的不相似处。的确不能等同类比，而以此及彼。他在盛桥的初期和中期只是办厂办店。参与某些社会活动，也只是办学搞商会。后期担任盛桥商会会长一职，兼任了县参议院参议。频频来往于通海县城和盛桥镇之间，主办了好几次颇有政治色彩的活动，显得相当的活跃。自从踏出大学校门以后，很少再出头露面在众人面前夸夸其谈大发议论的他，居然又经常地在这样的大型集会上，发表一两个小时的“演讲”。从市镇建设谈到反共勘乱。在此期间，他甚至捐了一大笔钱给八监”和“女子模范三监”，让他们从国外订购最先进的警报系统，以防范和镇压在押犯的“暴乱”。这时，应该说，他走到了他人生的最“高峰期”。突然……的确是突然，他又萧瑟了。沉闷了。灰暗了。称病了。卸职了。不出门了。脱下了笔挺的黑哔叽中山装。换掉锃亮的黑牛皮皮鞋。三月不食肉。半年不见客。我访问过当时给他看过病的医生。调阅过他的病历。一切证据都证明，他当时并没有病。他只是不想干了。但他的不干，又绝非出于政治的原因，因为不久，他就接受了“县长”的任命，去了通海。据说（后来我也查实）就在他将去通海而尚未去通海的那一段时间里，黄克莹频频从上海来劝阻他。最多时，一周之内居然来三四次。据提供旁证的老倪说，她到盛桥来，真是比上海人跑南京路还勤快。老倪还证实，到最后两次，谭宗三便闭门不见。他们之间因此也彻底“闹翻”。“唉，其实现在看来，黄小姐这个人还是蛮好的。一直劝三先生不要去当这个伪县长。被三先生关在门外，还不肯走。敲门啊敲门。不断地问，侬到底为啥。到底为啥。我伲在盛桥做得老好的，侬为啥又扔下那里的一切要去做这个短命的啥‘县长’。侬自己也不忖忖，侬是这个做‘县长’的人？到底发生了啥事体，侬跟我讲呀。侬不要闷在心里作践自家。侬不相信别人，还不相信我？我晓得侬一定又碰到啥为难事了。侬这副样子还要去当啥县长，叫人哪能（怎么）放心？宗三。宗三。侬听见(口伐)？”黄克莹真是为他呕心沥血。
黄克莹在门外几乎叫喊了有一个多小时，最后把手都敲红了，嗓子都叫哑了，又叫了一声：“谭宗三，侬真是叫我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