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前走的向后看，向后转的朝前看，人这个东西偏这么古怪、麻烦。
续后，天便连着阴了好些天日，像要下雪，又终于没下得成。倒是有一晚上，蔫不出溜地问下了两个小时的雨夹雪，待大伙清早起来推门一看，原先的那点积雪化了个一干二净。把个场部搅得既泥泞又烂糟。黑水淌得满世界，连机关过道的砖铺地上都给沾来恁厚一层烂泥，叫人根本下不得脚尖去。但紧接着来场大冻，又像彻底给场部放了血似的，偌大个场部倏忽干瘪了。冰硬了。灰白了。冷清了。砖瓦厂后身的榆树林里，静得连黑老鸽都一只不见了。一整夜只听着冻裂老树，咋吧咋吧折响。没人赶这当口出门。惟有烟囱管里的烟，还标志着曾经活在这高地上的人，眼目今依然还愿意活着……
谢平喜欢站在窗前看这一大片直筒筒向那颜色淡得不能再淡的天空升去的烟柱。谢平原先使用的大办公室给了接待组。他搬到宣教股那一趟里，重占了个小间。门上还挂“劳动竞赛办公室”的牌子。郎亚娟常来找他。她也知道，无论是接待办公室，还是劳动竞赛办公室，都得要有人替她支撑。不是谢平，也得有别人，只靠她自己，这场面是做不下来的。办公室毕竟不是棉花地。起草汇报提纲，编写情况通报跟替政委爱人打毛衣也不是一码事。那天她又来了，她讨好地微笑着，手按住办公桌的一头，身子一浪一浪地，用腰眼轻轻地触碰桌沿。“又在忙啥呢？”她一边问，一边斜着眼睛打量谢平正在写着的材料，“老乡，又要麻烦依了……”这一段日子，她倒是在会上常常发言了。头两次下来，她自己也感到，她的发言远不如接待办公室里那些下属讲得精彩，虎虎有生气。她倒不一定想那么精彩。但必须全面，有条理。多少得有点理论性。后来就找谢平。也不说写发言稿，只说：‘有这么个问题，你替我列几条。“但谢平很快发现，他列的那几条，便是她会上发言的底稿。谢平写的时候，她倒也肯替谢平收拾收拾房间，清清炉脚底，干点什么。有时也给点小吃玩意。有一回，给三小条金糕条，说是政委的老丈人从北京捎来的。”尝尝。蛮好吃的。“说着，她还舔了舔拿过金糕条的那两只手指尖。谢平一下把三条金糕条全放到嘴里嚼了，引起她一阵惊呼：”不好这样吃的呀！要像上海人吃盐金枣那样，一点一点咂味道的呀！依要死！哪能这个样子吃东西的！“
“又要我列几条啥？”那天谢平笑着问她。
“老烦的！师里又要汇报。吃饱了没事情干，一天到晚要汇报。自己不好下来看看！”她也忿忿地发牢骚。到底还是在棉花地里待过的。
“汇报啥？”谢平问。给她递了个凳子过去。她把师里来的通知递给谢平。谢平还没看两眼，陈助理员进来了。“又在忙啥呢？”他也这么问。（郎亚娟这句口头禅就是向陈助理员学的。）谢平忙站起来给陈助理员让座，应道：“没忙什么。”郎亚娟没料到陈助理员这当口会闯进这门里。刚才她看准了他去主任屋以后，才溜过来的。她当然不想让陈助理员看到她来求谢平帮忙。因此她这时不仅尴尬，而且着慌。一头忙站起来招呼陈助理员，一头侧转身子，想挡住摊在桌上的那份师政治部的通知，但陈助理员跟郎亚娟一样，到谁屋，不问你高兴不高兴，也不问你同意不同意，都要伸手拿起你正在写的材料看看；倒也不是存心怎样，只是习惯了，觉得他应该了解你正在于什么。这自然急煞郎亚娟。但她又想不出招数来支开陈助理员。她也不敢这么做，还特别担心谢平趁机在陈助理员跟前“臭”她。一时间，她脸色紧张到发灰。她看到，谢平急忙把一份鸦八块分场报上来的年终总结典型材料递给了陈助理员；并不露痕迹地用一份《人民日报》把她的那份通知盖了起来。陈助理员走后，她好久好久呆着，脸还灰白。过后，十分真诚地，红着脸，低声对谢平说了声：“谢谢依……”
“这算啥。都是上海人嘛。”谢平随口说了这么一句市井气很浓的话，竟想不到再一次打动了郎亚娟。她眼圈竟红了，走的时候，说：“过两天，机关里要派人跟车到南山羊圈里给场长的试验田拉肥料。你就不用去了。我去跟助理员说……”哦，她在“报恩”。
但到那一天，谢平也没闲着。整打一天电话，通知各青年班派人来斗情况。由于要来慰问团，这件事越发拖延不得。七个分场、四五十个连级单位，再加上像配水点之类的分散执勤小单位。全打到，真不易。许多地方的电话线，架在一些歪歪扭扭的树权棍上，通过一望无际的戈壁滩。要让对方听清，贼费劲！得喊。一句话喊三遍四遍，躲到桌肚子里头，弯起手掌心，捂住嘴和送话器喊。一天下来，“心力交瘁”，索性坐到地上不肯起来了。嗓门沙哑得像个“麒派老生”了，惹得接待办公室的那些伙伴从山上拉罢肥回来，都忍俊不禁哈哈大笑。笑罢，倒也晓得凑钱到场部营业食堂买二斤包子，犒劳他一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