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tPage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五）]
（五）
我们出国乘英国邮船二等舱，伙食非常好。回国乘三等舱，伙食差多了。圆圆刚断奶两个月，船上二十多天，几乎顿顿吃土豆泥。上船时圆圆算得一个肥硕的娃娃，下船时却成了个瘦弱的孩子。我深恨自己当时疏忽，没为她置备些奶制品，辅佐营养。我好不容易喂得她胖胖壮壮，到上海她不胖不壮了。
钟书已有约回清华教书，我已把他的书本笔记和衣物单独分开。船到香港，他就上岸直赴昆明西南联大（清华当时属西南联大）。他只身远去，我很不放心。圆圆眼看着爸爸坐上小渡船离开大船，渐去渐远，就此不回来了，她直发呆。她还不会说话，我也无法和她解释。船到上海，我由钟书的弟弟和另一亲戚接到钱家。我们到辣斐德路钱家，已是黄昏时分。我见到了公公（我称爹爹）、婆婆（我称唔娘）、叔父（我称小叔叔）、婶母（我称四婶婶），以及妯娌、小叔子、小姑子等。
圆圆在船上已和乘客混熟了，这时突然面对一屋子生人，而亲人又只剩了妈妈一个，她的表现很不文明。她并不扑在妈妈身上躲藏，只对走近她的人斩绝地说“nonnon！”（我从未教过她法语），然后像小狗般低吼“rrrrrr……”卷的是小舌头（我也从不知道她会卷小舌头）。这大概是从“对门太太”处学来的，或是她自己的临时应付。她一岁零三个多月了，不会叫人，不会说话，走路只会扶着墙横行，走得还很快。这都证明我这个书呆子妈妈没有管教。
大家把她的低吼称作“打花舌头”，觉得新奇，叫她再“打个花舌头”，她倒也懂，就再打个花舌头。不过，她原意是示威，不是卖艺，几天以后就不肯再表演，从此她也不会“打花舌头”了。钱家的长辈指出，她的洋皮鞋太硬，穿了像猩猩穿木屐；给她换上软鞋，果然很快就能走路了。
她从小听到的语言，父母讲的是无锡话，客人讲国语，“对门太太”讲法语，轮船上更是嘈杂，她不知该怎么说话。但是没过多久，她听了清一色的无锡话，很快也学会了说无锡话。
我在钱家过了一夜就带着圆圆到我爸爸处去，见了爸爸和姐妹等。圆圆大约感觉到都是极亲的人，她没有“吼”，也没喊“nonnon”。当时，钱家和我爸爸家都逃难避居上海孤岛，居处都很逼仄。我和圆圆有时挤居钱家，有时挤居爸爸家。
钟书到昆明西南联大报到后，曾回上海省视父母，并送爹爹上船（由吴忠匡陪同前往蓝田师院），顺便取几件需要的衣物。他没有勾留几天就匆匆回昆明去。
我有个姨表姐，家住上海霞飞路来德坊，她丈夫在内地工作。她得知我爸爸租的房子不合适，就把她住的三楼让给我爸爸住，自己和婆婆妯娌同住二楼。她的妈妈（我的三姨妈）住在她家四楼。
我爸爸搬家后，就接我和圆圆过去同住。我这才有了一个安身之处。我跟着爸爸住在霞飞路来德坊，和钱家住的辣斐德路很近。我常常带着圆圆，到钱家去“做媳妇”（我爸爸的话）。
我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因苏州已沦陷，振华的许多学生都逃难避居上海，她抓我帮她在孤岛筹建分校。同时，我由朋友介绍，为广东富商家一位小姐做家庭教师，教高中一年级的全部功课（包括中英文数理等———我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毕业）。我常常一早出门，饭后又出门，要到吃晚饭前才回家。
爸爸的家，由大姐姐当家。小妹妹杨必在工部局女中上高中，早出晚归。家有女佣做饭、洗衣、收拾，另有个带孩子的小阿姨带圆圆。小阿姨没找到之前，我爸爸自称“奶公”，相当于奶妈。圆圆已成为爸爸家的中心人物。我三姐姐、七妹妹经常带着孩子到爸爸家聚会，大家都把圆圆称作“圆圆头”（爱称）。
圆圆得人怜，因为她乖，说得通道理，还管得住自己。她回到上海的冬天（一九三八年）出过疹子。一九三九年春天又得了痢疾，病后肠胃薄弱，一不小心就吃坏肚子。只要我告诉她什么东西她不能吃，她就不吃。她能看着大家吃，一人乖乖地在旁边玩，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一次，我的阔学生送来大篓的白沙枇杷。吃白沙枇杷，入口消融，水又多，听着看着都会觉得好吃。圆圆从没吃过。可是我不敢让她吃，只安排她一人在旁边玩。忽见她过来扯扯我的衣角，眼边挂着一滴小眼泪。吃的人都觉得惭愧了。谁能见了她那滴小眼泪不心疼她呢。
这年（一九三九年）暑假，钟书由西南联大回上海。辣斐德路钱家还挤得满满的。我爸爸叫我大姐姐和小妹妹睡在他的屋里，腾出房间让钟书在来德坊过暑假。他住在爸爸这边很开心。
我表姊的妯娌爱和婆婆吵架，每天下午就言来语去。我大姐姐听到吵架，就命令我们把卧房的门关上，怕表姐面上不好看。可是钟书耳朵特灵，门开一缝，就能听到全部对话。婆媳都口角玲珑，应对敏捷。钟书听到精彩处，忙到爸爸屋里去学给他们听。大家听了非常欣赏，大姐姐竟解除了她的禁令。
钟书虽然住在来德坊，他每晨第一事就是到辣斐德路去。当时，筹建中的振华分校将近开学。我的母校校长硬派我当校长，说是校董会的决定。她怕我不听话，已请孟宪承先生到教育局立案。我只能勉为其难，像爸爸形容的那样“狗耕田”。开学前很忙，我不能陪钟书到钱家去。
有一天，钟书回来满面愁容，说是爹爹来信，叫他到蓝田去，当英文系主任，同时可以侍奉父亲。我认为清华这份工作不易得。他工作未满一年，凭什么也不该换工作。钟书并不愿意丢弃清华的工作。但是他妈妈、他叔父、他的弟弟妹妹等全都主张他去。他也觉得应当去。我却觉得怎么也不应当去，他该向家人讲讲不当去的道理。
我和钟书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bon”的读音。我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我也尽力伤他。然后我请同船一位能说英语的法国夫人公断。她说我对、他错。我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钟书输了，当然也不开心。常言：“小夫妻船头上相骂，船杪上讲和。”我们觉得吵架很无聊，争来争去，改变不了读音的定规。我们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但此后几年来，我们并没有各持异议。遇事两人一商量，就决定了，也不是全依他，也不是全依我。我们没有争吵的必要。可是这回我却觉得应该争执。
我等钟书到了钱家去，就一一告诉爸爸，指望听爸爸怎么说。可是我爸爸听了脸上漠无表情，一言不发。我是个乖女儿。爸爸的沉默启我深思。我想，一个人的出处去就，是一辈子的大事，当由自己抉择，我只能陈说我的道理，不该干预；尤其不该强他反抗父母。我记起我们夫妇早先制定的约，决计保留自己的见解，不勉强他。
我抽空陪钟书回到辣斐德路去。一到那边，我好像一头撞入天罗地网，也好像孙猴儿站在如来佛手掌之上。他们一致沉默；而一致沉默的压力，使钟书没有开口的余地。我当然什么也没说，只是照例去“做媳妇”而已。可是我也看到了难堪的脸色，尝到难堪的沉默。我对钟书只有同情的份儿了。我接受爸爸无语的教导，没给钟书增加苦恼。
钟书每天早上到辣斐德路去“办公”——就是按照爹爹信上的安排办事，有时还到老远的地方找人。我曾陪过他一两次。钟书在九月中旬给清华外语系主任叶公超先生写了信，叶先生未有回答。十月初旬，他就和蓝田师院的新同事结伴上路了。
钟书刚离开上海，我就接到清华大学的电报，问钟书为什么不回复梅校长的电报。可是我们并未收到过梅校长的电报呀。钟书这时正在路上，我只好把清华的电报转寄蓝田师院，也立即回复了一个电报给清华，说明并未收到梅电（我的回电现还存在清华的档案中）。他在路上走了三十四天之后，才收到我寄的信和转的电报。他对梅校长深深感激，不仅发一个电报，还来第二个电报问他何以不复。他自己无限抱愧，清华破格任用他，他却有始无终，任职不满一年就离开了。他实在是万不得已。偏偏他早走了一天，偏偏电报晚到一天。造化弄人，使他十分懊恼。
两年以后，陈福田迟迟不发聘书，我们不免又想起那个遗失的电报。电报会遗失吗？好像从来没有这等事。我们对这个遗失的电报深有兴趣。如果电报不是遗失，那么，第二个电报就大有文章。可惜那时候《吴宓日记》尚未出版。不过我们的料想也不错。陈福田拖延到十月前后亲来聘请时，钟书一口就辞谢了。陈未有一语挽留。
我曾问钟书：“你得罪过叶先生吗？”他细细思索，斩绝地说：“我没有。”他对几位恩师的崇拜，把我都感染了。
可是钟书“辞职别就”———到蓝田去做系主任，确实得罪了叶先生。叶先生到上海遇见袁同礼，叶先生说：“钱钟书这么个骄傲的人，肯在你手下做事啊？”有美国友人胡志德向叶先生问及钱钟书，叶先生说：“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后来又说：“他是我一手教出来的学生。”叶先生显然对钱钟书有气。但他生钱钟书的气，完全在情理之中。钟书放弃清华而跳槽到师院去当系主任，会使叶先生误以为钟书骄傲，不屑在他手下工作。
我根据清华大学存档的书信，写过一篇《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这里写的实情更加亲切，也更能说明钟书信上的“难言之隐”。
钟书离上海赴蓝田时，我对他说，你这次生日，大约在路上了，我只好在家里为你吃一碗生日面了。钟书半路上做诗《耒阳晓发是余三十初度》，他把生日记错了，我原先的估计也错了。他的生日，无论按阳历或阴历，都在到达蓝田之后。“耒阳晓发”不知是哪一天，反正不是生日。
钟书一路上“万苦千辛”，走了三十四天到达师院。他不过是听从严命。其实，“严命”的骨子里是“慈命”。爹爹是非常慈爱的父亲。他是传统家长，照例总摆出一副严父的架式训斥儿子。这回他已和儿子阔别三年，钟书虽曾由昆明赶回上海亲送爹爹上船，只匆匆见得几面。他该是想和儿子亲近一番，要把他留在身边。“侍奉”云云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的学生兼助手吴忠匡一直侍奉着他。吴忠匡平时睡在老师后房，侍奉得很周到。爹爹不是没人侍奉。
爹爹最宠的不是钟书。而是最小的儿子。无锡乡谚“天下爷娘护小儿”。钟书是长子；对长子，往往责望多于宠爱。钟书自小和嗣父最亲。嗣父他称伯伯。伯伯好比是他的慈母而爹爹是他的严父。钟书虚岁十一，伯伯就去世了。我婆婆一辈子谨慎，从不任情，长子既已嗣出，她决不敢拦出来当慈母。奶妈（“痴姆妈”）只把“大阿官”带了一年多就带钟书的二弟和三弟，她虽然最疼大阿官，她究竟只是一个“痴姆妈”。作嗣母的，对孩子只能疼，不能管，而孩子也不会和她亲。钟书自小缺少一位慈母，这对于他的性情和习惯都深有影响。
钟书到了蓝田，经常亲自为爹爹炖鸡，他在国外学会了这一手。有同事在我公公前夸他儿子孝顺。我公公说：“这是口体之养，不是养志。”那位先生说：“我倒宁愿口体之养。”可是爹爹总责怪儿子不能“养志”。钟书写信把这话告诉我，想必是心上委屈。
爹爹是头等大好人，但是他对人情世故远不如小叔叔精明练达。他对眼皮下的事都完全隔膜。例如他好吹诩“儿子都不抽香烟”。不抽烟的只钟书一个，钟书的两个弟弟都抽。他们见了父亲就把手里的烟卷往衣袋里藏，衣服都烧出窟窿来。爹爹全不知晓。
他关心国是，却又天真得不识时务。他为国民党人办的刊物写文章，谈《孙子兵法》，指出蒋介石不懂兵法而毛泽东懂得孙子兵法，所以蒋介石敌不过毛泽东。他写好了文章，命吴忠匡挂号付邮。
吴忠匡觉得“老夫子”的文章会闯祸，急忙找“小夫子”商量。钟书不敢诤谏，诤谏只会激起反作用。他和吴忠匡就把文章里臧否人物的都删掉，仅留下兵法部分。文章照登了。爹爹发现文章删节得所余无几，不大高兴，可是他以为是编辑删的，也就没什么说的。
钟书和我不在一处生活的时候，给我写信很勤，还特地为我记下详细的日记，所以，他那边的事我大致都知道。
[NextPage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六）]
（六）
这次钟书到蓝田去，圆圆并未发呆。假期中他们俩虽然每晚一起玩，“猫鼠共跳踉”，圆圆好像已经忘了渡船上渐去渐远渐渐消失的爸爸。钟书虽然一路上想念女儿，女儿好像还不懂得想念。
她已经会自己爬楼梯上四楼了。四楼上的三姨和我们很亲，我们经常上楼看望她。表姐的女儿每天上四楼读书。她比圆圆大两岁，读上下两册《看图识字》。三姨屋里有一只小桌子，两只小椅子。两个孩子在桌子两对面坐着，一个读，一个旁听。那座楼梯很宽，也平坦。圆圆一会儿上楼到三姨婆家去旁听小表姐读书，一会儿下楼和外公做伴。
我看圆圆这么羡慕《看图识字》，就也为她买了两册。那天我晚饭前回家，大姐三姐和两个妹妹都在笑，叫我“快来看圆圆头念书”。她们把我为圆圆买的新书给圆圆念。圆圆立即把书倒过来，从头念到底，一字不错。她们最初以为圆圆是听熟了背的。后来大妹妹忽然明白了，圆圆每天坐在她小表姐对面旁听，她认的全是颠倒的字。那时圆圆整两岁半。我爸爸不赞成太小的孩子识字，她识了颠倒的字，慢慢地自会忘记。可是大姐姐认为应当纠正，特地买了一匣方块字教她。
12我抱着圆圆出门，她要求下地走。我把她放下地，她对我说：“娘，五号里的少奶奶就是‘精赤人人’。”这个我知道。但是圆圆怎会知道呢？我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还小，才三岁，不会解释，只会使劲点头说：“是的。是的。”几十年后，我旧事重提，问她怎么知道五号里的少奶奶就是“精赤人人”。她说：“我看见她搀着个女儿在弄堂口往里走。”
圆圆观察细微，她归纳的结论往往是意想不到的正确。“精赤人人”确有个女儿，但是我从未见过她带着女儿。钟书喜欢“格物致知”。从前我们一同“探险”的时候，他常发挥“格物致知”的本领而有所发现。圆圆搬个小凳子坐在怪客面前细细端详，大概也在“格物致知”，认出这女人就是曾在弄堂口带个女儿的人。我爸爸常说，圆圆头一双眼睛，什么都看见。但是她在钱家，乖乖地坐在我膝上，一声不响，好像什么都不懂似的。
一九四○年秋杪，我弟弟在维也纳医科大学学成回国，圆圆又多了一个宠爱她的舅舅。弟弟住在我爸爸屋里。
钟书暑假前来信说，他暑假将回上海。我公公原先说，一年后和钟书同回上海，可是他一年后并不想回上海。钟书是和徐燕谋先生结伴同行的。但路途不通，走到半路又折回蓝田。
我知道弟弟即将回家，钟书不能再在来德坊度假，就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得一间房。圆圆将随妈妈搬出外公家。外公和挨在身边的圆圆说：“搬出去，没有外公疼了。”圆圆听了大哭。她站在外公座旁，落下大滴大滴热泪，把外公麻纱裤的膝盖全浸透在热泪里。当时我不在场，据大姐姐说，不易落泪的爸爸，给圆圆头哭得也落泪了。钟书回家不成，我们搬出去住了一个月，就退了房子，重返来德坊。我们母女在我爸爸身边又过了一年。我已记不清“精赤人人”到来德坊，是在我们搬出之前，还是搬回以后。大概是搬回之后。
圆圆识了许多字，我常为她买带插图的小儿书。她读得很快，小书不经读，我特为她选挑长的故事。一次我买了一套三册《苦儿流浪记》。圆圆才看了开头，就伤心痛哭。我说这是故事，到结尾苦儿便不流浪了。我怎么说也没用。她看到那三本书就痛哭，一大滴热泪掉在凳上足有五分钱的镍币那么大。
她晚上盼妈妈跟她玩，看到我还要改大叠课卷（因为我兼任高三的英文教师），就含着一滴小眼泪，伸出个嫩拳头，作势打课卷。这已经够我心疼的。《苦儿流浪记》害她这么伤心痛哭，我觉得自己简直在虐待她了。我只好把书藏过，为她另买新书。
我平常看书，看到可笑处并不笑，看到可悲处也不哭。钟书看到书上可笑处，就痴笑个不了，可是我没见到他看书流泪。圆圆看书痛哭，该是像爸爸，不过她还是个软心肠的小孩子呢。多年后，她已是大学教授，却来告诉我这个故事的原作者是谁，译者是谁，苦儿的浪浪如何结束等等，她大概一直关怀着这个苦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