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到第一家商店，对他们说我要买一只保险箱。店里的人都笑了，尽管我坚持要买，他们却说：
“小孩子，快走吧，我们还有别的事情，没时间同你开玩笑！”
在另外一家商店，人们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我火了，说：
“你们以为小孩子就没有钱吗？”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来。
这时，店里人的态度马上就变了，称起我“您”来。不过，他们还不想卖给我保险箱。他们抱歉地对我说，他们不能把这种东西卖给小孩，让我同爸爸一起来买。
“哼，我到其它店里就买不到吗？！”
幸好，正当我从衣袋里掏出钱来的时候，店里有个小青年看见了。在我刚要离开店时，他走近我说：
“真好笑，难道从今以后买东西还要凭出生证吗！……”
我当然很同意他这种正确的观点。这时，他问我：
“你想买什么？”
“我想买一只保险箱，”我回答说。“但是要一个小的……”
“你要买多少钱的？”
“……我不知道。但我要一只很牢固的保险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小青年想了一下，盯住我看了一会，然后对我说：
“三百里拉的怎么样？……”
“啊，有点贵。”
“贵？瞎说！你难道不知道还有几千里拉的保险箱吗？你可以买一只过时的保险箱……也许很容易找到，价钱不贵，也同样好用。”
“那么，到哪儿去找呢？”
“你跟我来吧！我有不少朋友在店里当伙计，他们都是些不错的人，卖东西很公道，不会象首饰店里以假骗人……”
他陪我走了好几家店，领我看了各式各样的保险箱。我这时才觉得，想要买一只我想要的保险箱确实很困难。这个小青年倒真热心，他仍陪着我一个店一个店地走着。要是店里有他的朋友，他就先进店里去谈，让我在店外等着。我们走到最后一个店，他同老板谈后一起走了出来，给我看了一只大小正合我心意的保险箱，只是箱子已经生锈了。
我当然先问他价钱，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讲定二百五十里拉。我把衣袋里的钱都给了老板，让他下午五点把箱子送到我家来，因为那个时候爸爸不在家，妈妈和阿达也要串门去。
我真的有了一只保险箱。下午五点，我把欠的钱给了老板，一共是一百六十八里拉，另外八十二里拉我已经付过了。
现在我很高兴，因为我有保险箱了，再也不用害怕钱丢了。
2月27日
地平线上出现了乌云。
今天，爸爸训了我一个小时，他什么话都说了，最后还是那句老话：我注定要把家毁了。
据说，爸爸所以讲这些话是因为马拉利律师告了我的状。他说，由于我的缘故使他失去了他叔叔的一大笔遗产。
但是，我得说，即便是这样的话，现在重新责备我过去的错误，这种做法对吗？况且，我已经因为这些所谓的错误，进过寄读学校了。
他们总是这样！总是不讲理，总是蛮横！
我默默地听着训斥，等他训完后，我向爸爸道了歉，就去了巴列斯特拉的面包店。在那儿，我吃了十二个各式各样的点心才解了馋。
从面包店出来时，我碰见了基基诺·巴列斯特拉，我把挨骂的事告诉了他，不料，他讲的情况使我大吃一惊。
“马拉利律师说是他劝他叔叔把钱留给穷人的！……。”
“什么！”
“你跟我到家去，我给你看样东西！”
我们到了他的家。基基诺让我看了最近一期的《未来的太阳》报，上面有一篇文章，标题是，“我们的候选人反对继承财产的特权。”
我把基基诺送我的那篇登在报纸上的文章拿回了家，并把文章开头一段抄在这里。我觉得这样做很好，因为从一个孩子抄的这段文章里，大家可以看到大人的报纸也会颠倒黑白的：
“虽然我们对尊敬的朋友马拉利律师的看法还不成熟，并且，由于他谦虚的美德，肯定会反对我们这样做，但我们也绝对不能对他崇高的行为缄默不语。这件事表现了他的言行一致，他生活中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遵循他信仰的政治准则的。
我们的候选人具有高尚的道德，他慷慨地把他生病的、极其有钱的叔叔请到家中住，他当然是他叔叔财产的继承人……将是第一个有权继承财产的人。但是……他没有让他叔叔把大笔的财产留给自己，而是诚恳地请求他叔叔把遗产送给城里的穷人，使这些穷人在困境中得到接济。“
文章全是攻击被称为是利己主义和剥削阶级的政敌，同时又在赞扬我姐夫的无私。
读了这篇文章后，我被弄糊涂了，我完全了解关于可怜的威纳齐奥先生遗产的真相。我认为文章可能是基基诺爸爸写的，就对他说：
“什么！你爸爸弄错了！……马拉利律师要是看到这篇文章，他会不高兴的！……”
“你说什么？马拉利是看过这篇文章的！……”
“他看过？”
“不仅看过，在写文章之前，他还同爸爸商量过是否要写。最后他们决定写，因为马拉利说过，他叔叔的遗嘱说，把遗产留给穷人是遵循他侄子的思想。所以这篇文章在歌颂他的同时，对那些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来说，将会产生非常好的效果。”
“结果他都同意了？”
“不但是同意，甚至文章的开头一段还是马拉利自己写的……”
我吃了一惊，但基基诺·巴列斯特拉在选举方面比我懂得多一点。他对我说：“你觉得好奇吗？没有什么可疑惑的！你看，现在同《全国联盟》的辩论已经开始了，你可能听到许多从未听到过的事！……”
“竞选的结果会怎样？”
“噢！马拉利很可能当选，因为他有人民联盟的大力支持……”
“不错！”
说句实话，我很希望我姐夫能当上议员。
为什么呢？连我自己也不清楚。依我看，家里有个议员既光采又有好处。我想，如果马拉利当上议员，很可能原谅我。到那时，他会非常愿意带我去参加选举大会，那里，所有的人都在欢呼，连孩子也在欢呼，而且不会有谁责备他们……
“那当然好！”基基诺对我说，“越喊，大人们越高兴。如果你愿意的话，星期天就到科利内拉去，那儿有座大工厂，有许多工人。在那里，爸爸喜欢听别人叫他们的党万岁。”
我挺愿意去，但不知爸爸是否让我去那儿……到时候再看吧。
[NextPage来年3月01日－3月12日]
3月01日－3月12日
3月1日
这场竞选确实使我感兴趣。
昨天，当我出门时，我听见卖报的、卖温和派报纸的叫喊声：
“请看《全国联盟》报，先生们，请看社会党候选人真正的历史！”
我马上买了一份，看到头版的文章逐字逐句针对着前天基基诺给我看的那篇文章。它写道：
“我们的对手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但却想从中捞取点好处。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在选举中玩弄的策略，暴露了他过于的精明，也说明他脸皮非常厚……”
文章接着讲了可怜的威纳齐奥先生的历史，说他完全不同意马拉利律师的观点。为了反对他侄子的观点，他决定剥夺他侄子的继承权，把可观的财产送给了城里的穷人。
“正因为如此，”《全国联盟》报接着说，“我们的对手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私的英雄，一个利他主义的牺牲品。但实际上，他并不高兴，而是相当的难受，非常的恼火。他在侮辱了他的女佣人切西拉以后马上就辞退了她，因为已故的威纳齐奥·马拉利把遗产中的一万里拉给了她。”
必须承认，文章讲的都是事实。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姐夫这么精明的人，竟然会让他的对手抓到这样棘手的材料来攻击自己。他应该预料到这些，应该想到在场的人会把所有的情况说出去；他应该想到负责把钱分给穷人的代理人正是市长，而他也是一个保守党人；况且，马拉利当时还做了那么出色的表演，这，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但是，在竞选中可以看到：撒谎，对于所有的政党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因为《全国联盟》也说了许多的谎话，他们在另一篇文章中表现得十分无耻，无耻得简直使我无法忍受了。
第二版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宗教的敌人》，我把它抄在下面：
“据说，这一次天主教选民又要象以往那样投弃权票。我们不能理解，在当前的斗争中，为什么天主教选民们要支持一个公开反对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以言论和行动反对教会的社会党人。”
报纸接着以一大段文章把马拉利说成是无信仰的人，而我清楚地记得（我在我亲爱的日记里记录下来的），我的姐夫同我姐姐结婚时在教堂举行过宗教仪式，要不然的话，爸爸、妈妈就要反对这桩婚事。
怎么办呢？我自己问自己，对这些捏造和污蔑的言论，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保守党报纸的这种谎言使我非常愤怒，我昨天就在考虑，是否要去报社澄清事实。
在我看来，我有责任恢复事情的真面目。还有，这也是一次为我姐夫做件好事的机会，是我弄得他失去了从他所信赖的叔叔那里继承财产的权利。
我要马上去找我的朋友基基诺·巴列斯特拉，他一直在注意着这场选举，我要听听他的意见。
3月12日
今天我到基基诺·巴列斯特拉那儿，向他说了我的计划。
他想了一想对我说：
“好主意！我们一块儿去。”
我们约定明天上午十一点到《全国联盟》报社去，我们将修正（基基诺认为应这样说）那篇题为《宗教的敌人》的文章。
这篇修正稿是我们一块拟的，现在，在我睡觉前要把它重抄一遍。纸是基基诺给我的，他还告诉我写给报社的稿子应该用什么格式。
这就是修正稿的全文，我把它抄在日记上：
尊敬的编辑：
读了贵报上一期刊登的题为《宗教的敌人》的文章，我感到有责任让你们知道，文章中说的情况是不真实的。文章说我的姐夫是个无信仰者，但我可以担保，这绝对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我亲自参加过他的婚礼，婚礼是在蒙塔古佐的圣·塞巴斯蒂亚教堂里进行的。在那里，他非常虔诚地表明他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
乔万尼诺·斯托帕尼
这是我第一次为报纸写文章，我并不指望它会发表。
今天早上起床后，我数了一遍自己的钱，一共是七百十二里拉和一百三十五分。
当下楼吃饭时，我发现爸爸的脾气很大，他说我不学习只想玩，还说了一些其它的话。我就不明白，他对他那一字不差，甚至连声调也一样的套话，怎么也不感到厌烦。
好吧！我耐着性子听他训话，可是，心里却想着我要拿到《全国联盟》报社去的那篇修正稿。
他们会怎样接待我呢？
哼！不管怎样，必须澄清事实。正如基基诺·巴列斯特拉说的，将不惜一切代价澄清它。
我们在约定好的时间来到了《全国联盟》报社。我对我能想出这个主意感到高兴。
我们进了报社，看见两个年轻人，他们不让我们到编辑办公室去。一个年轻人对我说：
“小孩，走！这里没有时间同你们闹着玩！”
其实他们坐在写字台旁也没干什么事！
“我们是来送修正稿的！”基基诺严肃地说。
“送修正稿？什么修正稿？”
这时，我说话了：
“你们在《全国联盟》报上登了一篇文章，说马拉利律师不是天主教徒。我是他的内弟，我可以发誓这不是事实，因为我亲眼看见他同我姐姐结婚时跪在蒙塔古佐的圣·塞巴斯蒂亚教堂里。”
“什么，什么？你是马拉利律师的内弟？啊！你稍等一下……”
这个年轻人跑到另一个房间里，出来后马上对我说：
“请进！”
这样，我们就进了编辑办公室。那位编辑的头光秃秃的，这是他身上唯一干净的地方。因为他穿的衣服上尽是污垢，一条黑领带上也满是油腻，并且还有显眼的蛋黄痕迹，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象他故意在领带上别了一个金色的别针。
不过，他倒很热情。当他看了我的修正稿后想了一下，对我说：
“好极了！但在弄清事实之前，我们需要证据……需要文件……”
于是我对他说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也就是我在日记上描绘的情景，包括那几页幸好被我从壁炉里抢救出来的日记，因为当时我姐夫想烧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