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帝及其儿子汉成帝正处于汉代由鼎盛而趋于衰亡的转折期，他们在汉朝由盛而衰的过程中，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起了什么作用呢？是倒行逆施，促进了汉朝的衰亡，还是采用“以柔治国”的儒家方略，多少缓和了一些社会矛盾，延缓了汉朝的衰亡？我们还是应该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寻求解答。
由盛而衰的分水岭：
西汉的历史，一般以宣、元之间为一界线，分为两个时期。宣帝是“中兴之主”，维持了西汉平稳发展的局面，但从元帝开始，西汉开始衰落，所谓“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柔仁好儒”的由来史家对元帝的定评是“柔仁好儒”。这个评语应是褒多于贬，至少是褒贬参半。现在看来，西汉印花敷彩黄纱袍
“柔”字用得恰切。元帝确实是一个性格柔弱、优柔寡断的人。至于“仁”字则要大打折扣。所谓“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终只因好的是“俗儒”而功亏一篑。
在元帝做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等。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乃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
纯任德教在汉宣帝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到元帝时期，开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为什么元帝摒弃主张严刑峻法的“霸术”，而改用“以柔治国”、强调“教化”的儒术呢？
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投入田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天灾频繁，各地不断暴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元帝提出并加以实施的。
在实行“教化”的儒术方面，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尊崇儒学。元帝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13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斤200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两次穿素服去吊祭，赐给东园秘器钱帛，赠予列侯礼安葬，谥号“烈君”。初元二年（前47），起用师傅萧望之，赐爵关内侯，食邑800户。夏侯胜卒后，“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万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
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宣帝时的200人，激增至千人。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籯（yíng，竹笼），不如一经。”儒学宗师夏侯胜也常常教导他的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见读儒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
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尚，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以经义为本，治国施政。元帝即位后，摒弃了宣帝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遭到严厉的批评。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西汉印花敷彩绛红纱袍
盛起来。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业以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不过，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偶幸“家人子”五凤元年（前57）正月，太子刘奭18岁，宣帝为他举行了冠礼，这标志他已成年了。五凤四年（前54），他最爱的司马良娣病死了。临死前，她哽咽着对太子说：“我死非天命。是其他姬妾得不到太子宠爱，妒忌诅咒我，活活要了我的命！”太子刘奭对此十分相信，因而悲愤成疾，闷闷不乐，把所有姬妾都拒之门外。
王皇后对此焦虑不安，赶快报告给汉宣帝。宣帝听说太子迁怒于众位姬妾，也不好强拗其意，为了使儿子重新振作起来，便让王皇后从自己宫中挑选一些可令太子欢娱的宫女，以顺畅太子之心，王皇后左挑右选，找了五位“家人子”（无职号的低等宫女），排成一行，让太子刘奭自择中意之人。这时刘奭还沉湎于对司马良娣的哀思怅想中，瞧也不瞧面前这几位姑娘，又不耐烦皇后的一再催促，只想赶快应付了事，把手一挥，说：“这里边有一个人还可以吧。”这时有位叫王政君的姑娘，站得离太子最近，又穿着与别人不同的绛色袍服。王皇后以为太子看上的就是她，就令掖庭令把这幸运儿送入太**。皇太子和王政君初次相逢于内殿。也许是皇太子多时未与女人接触吧，现在偶然见到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含嗔带娇地向他走来，不免触动情欲，便一夜风流。没想到的是，王政君竟怀了孕。 次年，宣帝甘露二年（前52），王政君生下嫡皇孙。汉宣帝见帝国有了继承人，喜出望外，亲自给孩子起名叫刘骜。骜者，千里马也。可见老皇帝对这个孙子寄予多么大的厚望！从此，老皇帝常常把这个孙子带在身边，寸步不离。刘奭得遇王政君纯属偶然。但是，没有偶然就没有历史，这一幕对王政君一家和西汉王朝都事关重大。关于王政君及其家族留待下几章再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