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的犹太人与古老的阿拉伯人(1)
不知道是祈祷的作用，还是签署了《旧约》的上帝终于想起了履约，反正难以想象的奇迹终于发生了：公元1948年5月14日，来自波兰的犹太人本-古里安在迦南故地向全世界庄严宣读了一份宣言：
今天……根据我们天然和历史的权利以及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宣布在以色列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国。
一个灭亡了两千年的国家又一次复活，这在人类史上是第一次。
不过，这个重新建立在迦南故地的以色列，已经不是两千年前那个犹太王国。土地依旧，国名依旧，宗教依旧，但是，犹太人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犹太人了。两千年前离开这片土地时，他们的思维方式，精神结构与周围的阿拉伯民族没有太大区别。再回到这片土地，犹太文化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它由原来一个单纯的古老的小民族文化，变成了极具包容力的博大精深的现代文化。他们和周围的阿拉伯人已经有点格格不入了。
几次中东战争充分显示了两种文明的力量差别。
犹太人的复国引起了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应。就在以色列国宣布成立后不足24小时，五个阿拉伯国家联合攻入了以色列，誓要把犹太人赶进大海。阿拉伯联军的总兵力约有10万，无论在军备及人口上都占尽优势，而新生的以色列国只有3万人左右的临时组成的军队，只拥有一辆坦克。强弱悬殊，而且三面受敌。敌强我弱，一目了然。然而经过七个月的恶斗，以色列人奇迹般地大败阿拉伯联军，将自己的领土扩充了三分一。
1967年的六天战争，以色列同样以弱胜强。战争之初，以色列总兵力为25万人，阿拉伯联军为32?8万。以色列拥有飞机286架，坦克和装甲车2500辆，火炮750门，导弹50枚。而阿拉伯联军的数量分别是576架、4183辆、3246门、160枚。可以说，以色列仍然处于绝对劣势。然而以色列采取先发制人、各个击破的方针，经过六天作战，以色列夺取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和加沙地带，还有耶路撒冷。把国土面积扩大了4倍。战争中，埃及、约旦、叙利亚三个阿拉伯国家遭受严重损失，伤亡和被俘达6万余人，而以色列仅死亡983人。
即使是阿拉伯人打得最成功的，被认为使阿拉伯人“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民族自尊和自信的”1973年的十月战争，也只不过是双方伤亡比例缩小了一些而已。为收复在六天战争中失去的土地，经过周密的准备之后，埃及、叙利亚于1973年10月对以色列发动了突然袭击。战争结果是，阿拉伯国家死亡8446人，被击毁坦克2554余辆，损失飞机约392架。以色列军队死亡2838多人，损失坦克840辆、飞机103架。阿拉伯国家并没有实现收复失地的目标。
通过这几次战争，以色列确立了对阿拉伯国家的绝对军事优势，保住了国家的未来。
几次中东战争中，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以色列的团结和阿拉伯国家的不团结。
按理说，新生的以色列很容易陷入分裂。以色列文化是典型的多元文化。以色列国内，有着从伊拉克、也门回来的东方犹太人，也有从西欧回来的阿什肯纳兹人，还有从非洲回归的黑皮肤犹太人。分离了上千年的各个族群，相互之间的陌生感不亚于不同的国家。据统计，从世界各国流回以色列的犹太人，至少讲着八十二种语言。以色列虽小，国内族群间的血缘差异，文化差异，语言差异，经历差异，却复杂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阿什肯纳兹人和东方犹太人成为以色列的两大构成部分，他们从外表到内心都存在巨大差异，有人称之为“两个以色列”。来自欧洲的犹太人相当一部分体征上表现出中北欧人特征，比如淡黄色的头发，白色的皮肤和蓝色的眼睛，操意第绪语。而东方犹太人则是深肤色、黑头发、褐色眼睛，操阿拉伯语。西方犹太人多是复国主义者，他们的教育程度一般比较高，为人处世更倾向遵循西方规则。而东方犹太人绝大多数都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是迫于形势而逃到以色列来的难民，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建国以后，各个族群间的冲突和矛盾持续存在，东方犹太人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待遇经常进行街头抗议。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在以色列的全部人口中，还有五分之一，也就是一百万左右，是阿拉伯人。从这个意义上，小小的以色列是世界上最难团结的国家。
新生的犹太人与古老的阿拉伯人(2)
然而事实上，以色列人在建国后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和奉献精神却让人印象十分深刻。以色列建国之后取得的所有成绩，首先都要归功于它的民主政体。在欧洲飘泊了几千年的阿什肯纳兹人带回了成熟的民主思想。在他们的主导下，以色列从建国之初就建立起了成熟的民主体制。以色列在选举中采用比例代表制，选举体系十分公平，比较充分地反映了选民意志，使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表都有机会进入权力机构。犹太人在哭墙前祷告以色列的地方政府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力，可以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民间组织的积极性，释放民众的活力。阿拉伯公民除了可以不服兵役外，也全面享有所有其他公民应有的民主权利，他们组建了主张把耶路撒冷还给巴勒斯坦的政党参加大选，他们完全掌握着自治城市的政治和行政事务，并通过他们在以色列议会中的当选代表来代表阿拉伯人利益，这些代表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十分充分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力。建设性的争吵是团结的基础。虽然建国以来，发生了近200次内阁危机，但是在民主机制下，以色列却能保持健康的团结，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社会冲突得以控制在适度的水平，保持着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效的决策能力。犹太人在议会争吵不休，一旦发生危机，立刻会协调起来，并肩作战。战争时拯救以色列的不是上帝，而是犹太人举国上下一致的迅速反应。以色列常备军的规模并不大，但是在高效的政治制度支撑下，它的战争动员能力极强。以色列人戏称自己是“11个月不在岗的士兵”。在发生战斗情况18小时内，以色列全体预备役军人就都可以领取到武器，完成集结；24小时内，预备役部队机动到位；36小时内，预备役部队投入交战。
虽然一直在战争中生存，但民主制度使以色列成功避免了军人干政。1967年六日战争爆发前，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形势越来越紧张，约旦、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相互签订了战争互助条约，准备对以色列一致作战。事已至此，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仍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举动优柔寡断，以色列面临巨大危险。如果在专制制度下，局势发展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于领导人的软弱和准备不足，导致战争的失败。另一种是通过政变、内讧等方式，推翻旧的领导人，然而这种自我冲突会消耗大量的内部能量，对外战争也会大受影响。民主政治在此时显示了它的优势，在成熟的民主运作下，6月1日，工党成功邀请反对派加哈尔集团加入内阁，同时力邀西奈战争英雄达扬出任国防部长，主战派主导了政府，迅速开始了有效的战争准备。政府改组仅仅四天，6月5日，内阁就批准了达扬拟定的军事计划，决定先发制人，主动开战。6月5日到6月11日，以色列闪电般击败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三国，取得了辉煌的战争胜利。有人说，民主会使一个国家变得软弱混乱，危机时刻和战争年代，集权更有力量。以色列却颠覆了这种说法。
反观阿拉伯，政治上的落后直接导致了他们军事上的失败。
由于历史传统，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通常实行家族独裁统治，贪污和腐败困扰着几乎每一个阿拉伯国家，用人唯亲，管理无能，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军事力量，他们虽然拥有世界经济的命脉——石油，却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政治体制与国家力量的关系，对比一下中东的两个最直接的敌人，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政府就一目了然。由于民主体制的约束，以色列政坛一直相对清廉，建国几十年没有出现过重大贪污案。由于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虽然尚未建立国家，巴解组织“主流派”如今已经变得很腐败。民族前途危机重
重，难民遍地，贫民生活无着，法塔赫的官僚们却开着豪华小车招摇过市，有人还把老婆孩子送到巴黎去花天酒地。大敌在侧，法塔赫内部的各派系却一直忙着相互倾轧，甚至窝里斗。不少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一想到将要生活在巴勒斯坦当局的统治之下，人们的恐慌就溢于言表”。法国报纸的一篇报道说，据调查，在以色列占领区生活的20万巴勒斯坦人当中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愿意留在以色列的统治下而不愿回归阿拉伯人自己的政权。当以色列总理在2004年2月放出试探气球，表示可以考虑把加利利三角交给巴勒斯坦方面时，当地居民的反应十分强烈。一位当地居民说，“以色列的地狱胜过巴勒斯坦的天堂”。一位阿拉伯青年舒哈萨德对此做了注解：“现在在这里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发表看法，而且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你不危害以色列的安全。在那边，只要一议论阿拉法特的老婆，你就会被抓起来打个半死。”另一个年轻人，29岁的伊萨姆-阿布-阿鲁则换了一种说法，称“沙龙先生想要我们加入另一个国家，那里没有议会，没有正派出身的警察，也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我们在西岸都有亲戚，但我们宁可活在以色列的统治下。”
新生的犹太人与古老的阿拉伯人(3)
耶路撒冷第一圣殿时代的金烛台
犹太人早就完成了精神上的现代化，而他们的阿拉伯邻居基本上还保持着两千年前他们离开时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权威政治，专制政体，暴力至上。从文化上来说，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同质性有利于他们的团结。事实上，二十世纪以来，阿拉伯国家中不断涌现出“民族领袖”，比如前埃及领袖纳赛尔、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利比亚领袖卡扎菲，试图统一阿拉伯广大区域。但他们的统一构想，几乎无一例外是建立在强权和暴力的基础之上。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就是其大阿拉伯思想的具体体现。这种中世纪的强权理念不但不利于统一，而且割裂着阿拉伯世界，使得阿拉伯国家尔虞我诈，你争我斗。即使面临共同的敌人，也不能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
在历次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最大的敌人都不是以色列，而是他们自己。第一次阿以战争中，几个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上各有打算，军事上缺乏协调。埃及的法鲁克国王对发动这场战争最为热心，因为他急于确立自己在阿拉伯国家的领袖地位。约旦国王的打算则是想把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吞并，建立“大约旦王国”。叙利亚的目的也是想瓜分巴勒斯坦的土地。因此，战争一开始，埃及国王就不得不分出主要兵力，来提防和监视自己的两个同伴。在战争过程中，这几个国家各自为政，互不协调，战争还没有结束，它们就为了巴勒斯坦的未来安排而激烈争吵起来，使以色列得以从容各个击破，转败为胜。
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虽然在以色列周围集结重兵，四面围困，但缺乏统一行动的部署和密切协同的作战能力。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各国军队相互隐瞒战争进程真相，各自为战，互不支援，因此整个战争中，从战略上、战役上则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把战争主动权拱手让给了以色列人。
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力量本来是不对称的，以色列实际控制的区域不到3万平方公里，人口仅600多万，阿拉伯人则拥有22个国家，拥有近三亿人口和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然而，政治体制的差别，使这两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名言现在听起来仍然是那么令人不寒而栗：“只要阿拉伯人还在内斗不休，只要阿拉伯人还喜欢贪婪、野蛮和残忍，那么阿拉伯人就还是弱小的民族，愚蠢的民族！”
兴于忧患，衰于安乐(1)
辉煌的中华文明的诞生，也是原始文化交流和撞击的结果。
上帝对中国人，比对犹太人要宠爱得多。他把犹太人放到了中东沙漠的狭小绿洲里，而他给中国人提供的土地要肥沃和宽广得多。考古学家的工作成果证明，中国文化形成初期是多中心、多元化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大地上诞生了许多文明的萌芽点，如同星辰一样，散落四方。在东方，有山东的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在南方长江流域，有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在燕山山系，有红山文化。在西部，有齐家坪文化。西南，则有四川的三星堆。这些早期文化都拥有各自强烈的个性特征，说明它们都是在相互隔绝中独立诞生的。
中国中原腹地平原广阔，河流纵横，交通便利，给文化间的交流带来了极大方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增长，各个文化点开始扩展和交流。这种交流的频繁和迅速的程度，甚至让考古学家感到惊异。公元前3500年左右，山东大汶口村出现了一种用来在祭礼时盛酒的陶鬶，它薄胎素面，造型奇特。龙山时期，也就是公元前2900年到公元前2100年，这种陶鬶广泛出现在了山东、河南、浙江、江西、陕西、甘肃、湖北等省的原始文化遗址中。到了公元前1900年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它的出现范围更广，从辽宁、内蒙古，到四川、湖南的遗址中都发现了这种陶鬶。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上古时代，原始部落间文化交往的频率之多，传播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正是这种广泛而迅速的交往，促使各个文化圈相互启发、相互激荡、迅速成长。虽然山泽未辟，交通困难，在龙山文化时代，中国大地上从甘肃到辽宁、从内蒙古到两湖，原始人群在宗教信仰、思想观念、政治制度方面都呈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他们都用动物的肩胛骨卜算部落的命运，都用玉器和陶制酒器来祭祀祖先，甚至这些礼器上的花纹都惊人地相似。
中华文明就是在这种文明点的相互交流撞击中不断融合，不断实现质的飞跃。最终，位于黄河中游地区河南一带的原始部落在交流中取得了最高的文明成就，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出现了统一国家的雏形。这一荣誉之所以被河南独占，不是因为它的文明起源最早，也不完全是因为它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主要是因为它处于八面来风的地理位置。它恰处于各文化点的中心，与周围各个文化区交流都非常便利，从其他文化中吸取到的信息和营养最全面最充分；与此同时，它受到周边文化区的冲击、压力最大，遇到的挑战也最严重，因此也需要它做出最强有力的反应。正是因此，它的发展最快，最早确立了优势地位。
在黄河中游形成的华夏民族，开始了不断向外扩张的进程。他们在黄帝等首领的带领下，不断地与周围民族冲突和交往，并把它们逐步同化。在这个过程中，华夏文化获得了极为丰富的异质营养，促进了汉文化的发展壮大。所以说，在文明的初起阶段，中国是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的。
但是，当整个中原地区都获得了充分的开发之后，民族交流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动力基本枯竭了。中国地理环境的重要特点是封闭性。与地中海沿岸相比，中国大陆是个内向的闭合体。它的西北是帕米尔高原，虽与外界有丝绸之路一线可通，但断断续续，不成规模。西南部的青藏高原，成为中国西亚及东南亚之间交往的天然障碍。北方蒙古草原人烟稀少，自古视为沙漠。而东南部则是浩瀚的大海，对于一个非海上民族来说，它的阻隔作用比陆地还要严峻。这种地理环境把中国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难通消息。这种阻隔是如此有效，以至玄奘要去一次印度，得走上十来年；甘英出使罗马帝国，也是无功而返。因此，有人把中国文化称为“墙文化”。
在中华文明形成不久，“墙文化”的负面影响就显露出来。从先秦开始，中国人的视野就被局限在中原地区，他们骄傲地认为中国居于世界中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认为自己的文明永远高于周围的四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