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人”在接受鲁迅的思想时是毫无障碍的，他们认为鲁迅笔下的中国人是和他们毫无关系的，那是旧的中国人。刚刚从“文*”荒漠中走过来的他们没有能力在更深程度上理解鲁迅作品的文化内涵。
但是柏杨的到来，在“八十年代人”当中却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柏杨的指责，不仅直接指向了当代国人，显然也指向了他们。如此犀利、直接、全面、一语道破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的，柏杨是第一人。
“八十年代人”这时的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不等，普遍接受着三到四年的高等教育。进入大学在当时是年轻人惟一的光明之路，因而他们当中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全部是从文化的荒漠中走来，对文化的渴望，表现得如饥似渴。他们喜欢一切新的东西，而且很容易接纳。在社会大环境全面反思的影响下，他们一反过去的盲从，逐步开始进行独立的思考，他们会全面地接纳尼采，而后又分析地看尼采。这样的几年大学教育之后，他们开始迥异于上一代人，同时又大大不同于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同代人。
准确地说，高等教育给予他们的不仅仅是一门学科的技能，或者说他们主要不是来学习技能，他们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素养，这不是可以从书本上得到的，而是校园文化所赋予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很容易地，把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一群年轻人当中分离出来的原因。
柏杨到来的时候，他们当中只有一小部分刚刚离开校园，但是依旧保持着校园时代的敏锐和渴望！
柏杨的到来确实让他们振聋发聩，他们所曾经津津乐道的，他们所曾经引以为荣的，他们所曾经坚定不移的，在柏杨这里，仅仅因为一本薄书，一切就都动摇了。
《丑陋的中国人》的确在这个重拾“五四”精神的重要年代里加了一把干柴。“八十年代人”在学习近代史时无不哀伤愤懑，他们也会思考近代中国人遭遇耻辱的原因，然而主流观点将之归结为清政府腐败这一表层结论，挡住了他们继续思考的去路。以他们当时的认知能力，他们可以把民族衰败和船不坚炮不利相联系，可以和一个政府的无能相联系，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难以置信：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准也会和这个民族的兴衰有关系。
同样，他们也很难体会到鲁迅的“染缸文化”所指，比如鲁迅说日本人在砍中国人的人头的时候，周围的中国看客却在笑着看热闹。“八十年代人”在思考“染缸文化”的时候，他们也在笑，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个染缸和自己有什么关系，那是别人的事。
不知不觉间，他们也成了那些看客。
但是，“酱缸文化”却让他们笑不出来了，柏杨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身上的国民劣根性。比如，错误与指责都是送给别人的，自己永远是对的，很干脆地告诉他们，中国人的丑陋，就存在于他们身上。
这一次，他们笑不出来了。
柏杨给了年轻一代新的思考角度，他们开始比较彻底地思考着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文化。
就这样，在他们最重要的成长年代，他们遭遇了柏杨，记住了他的警告。他们从心底，感谢柏杨！
在整个的八十年代，这一代人还没有发言权，始终是时代的脚步影响着他们，他们只是一批一批地离开校园，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然而他们以变化宣告了他们的存在，终究有一天，他们的变化，会反过来影响时代的脚步。
他们最大的幸运在于，他们是生长在八十年代，一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年代！一个充满着“五四”精神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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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附录——“适时出现”的柏杨（3）
三、以尊严为核心，中国人文精神的建立“丑陋的中国人”该怎样走出自己的局限？
在八十年代，即使是柏杨自己，也没有能够给出答案。关于这一点，柏杨先生本人也承认。当时有读者问，既然中国人丑陋，那么应该怎么办？
柏杨也不知道。
柏杨得到这个答案，是在近乎二十年后，这就是他的新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在二○○三年的中国大陆，这本书被称做《丑陋的中国人》的姊妹篇。
而历经了九十年代迷惘的大陆，在历经了十年的阵痛后，在“打碎”的二十年后，尊严，也逐渐地成为媒体上见报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一个有意思的命题就是，假如柏杨当年能够给出答案的话，那么会怎样？
而另一个非常现实的事实则是，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的确还不知尊严为何物。
当时听说美国人到别人家里做客前，一定要先打电话预约，大多数人不能够理解。那时也不存在隐私意识，公开询问对方的收入是很常见的，不告诉才是不正常的。
在这样一种文化水准的土壤上，如果在八十年代柏杨先生带着他的尊严来，很有可能会被看做怪物。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被奉为万物之灵，但是在现实生存中，个人的精神自由与独立追求却往往被群体精神所压抑。因为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核心不是个人，而是群体。个人权利的空间仅仅局限于独善其身。
但是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想，却在“八十年代人”身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旧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碎后，他们开始寻求个性的解放与人格的独立，然而八十年代没有能力给出答案。进入到九十年代后，面对蓬勃发展的经济大潮，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所取得的自信和激情，在九十年代的物欲中遭遇到全面阻击，普遍感到了茫然和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