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是比较迷惘的，这个过程，整整持续了十年以上。
“物欲”似乎是这个年代的核心词汇。
受西方“后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西方现代文明的“物化”或“异化”，对中国人文精神的考量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拜金主义盛行！关于这种考量，我们会在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看到他对黄金的诅咒。
关于中国文化的思考在这个时候变得严峻起来，所有的疑问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中国文化究竟能给现代人提供怎样的精神家园？
这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了当代国人的价值重构。中国人的价值观不能在八十年代的“打碎”之后，过于长久地在空中行走了。
这个时候，“八十年代人”陆续开始在各个层面崭露头角。比起八十年代，他们渐渐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有些微弱，但是他们广泛地存在着，由此所汇集的声音渐渐显示出了新的力量并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阶层：“精英阶层”。
柏杨的名字在这个时期由于特殊原因逐渐淡出他们的视野，但是柏杨关于国民性的思考，对这时的“精英阶层”留下的深刻影响还在，这种思考在九十年代后半期渐渐上升为主流，并达成了共识性的声音：文化的根本问题在于人的问题！
同当时的中国经济软着陆相似，中国人文精神也在同一时期尝试着自己的软着陆。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是，这一次似乎没有出现号角似的人物，而是整个“精英阶层”在推动着这个变化。
“精英阶层”的共识是：文化的主体是人，人既是社会主体，又是自身存在的价值主体。不同的主体范畴直接导致了人要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一方面人要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角色。对人自身问题的忽视将会导致人的物化，从而形成全社会性的物欲，人的存在、价值和尊严也将被遗忘。
由此，“尊严”这个一向被国人保留在字典里的词汇，开始浮出水面并屡屡见诸报端。如果没有八十年代由柏杨引起的那场关于中国人的大讨论，很难想像会有如此广泛的人群，在九十年代共同参与了价值重建的过程。
新的价值体系在新世纪初开始呈现出了它的雏形，这就是以尊严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建立，树立个人的人格尊严、生存尊严、道德尊严，做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人。这就要求在讲究自身尊严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尊严，这种尊重，实质上就是对他人价值存在的一种认同。
“诚信”也开始成为新的流行词汇。
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从打碎到重建的完整呼应，回顾这二十余年的时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五四”精神的延续之路。
能够完成这样一个阶段性任务，要归结于几方面的因素，即外部世界的影响、与世界接轨、自我反思下全民素养的逐步提高、面对成长的烦恼付出代价后所取得的经验。“八十年代人”，如今年龄大约在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精英阶层”，在这条延续之路上表现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并且成为推动今天的当代中国的中坚力量。
在他们走过的路上，始终充满着八十年代的声音。那声音里面，有八十年代的激情和理想，也有八十年代的尼采、萨特、弗洛伊德和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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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附录——“适时出现”的柏杨（4）
四、新的中国与新的中国人有意思的是，就在中国大陆的尊严核心逐步确立的时候，柏杨再度带着他的新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来到了大陆，并且一度成为二○○三年大众解读尊严的普及本。
从“丑陋的中国人”出发，柏杨和他的“八十年代人”，在二十年后，双方几乎同时会师在尊严这个坐标点上。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时，会发现存在于大陆与柏杨，或者说两岸之间的一些惊人的巧合：八十年代，当走出“文*”阴影的大陆在阵痛中反思时，在台湾则同样在反思着的柏杨，其思想不仅震动台湾，并且风靡大陆；随后，在大陆出现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现象，与此同时，在柏杨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就这一现象挖掘国民劣根性的文章：而当新世纪初大陆开始倡导尊严的时候，柏杨的尊严也刚好来到了大陆。
同为中国人，两岸在经济发展，甚至一定的意识形态上有着极大的差别，然而双方在同一个阶段，所反思、所面临的却经常是共同的命题。同文同种的文化发挥出的功力，我们无法看到和触摸，但它却如此的强大！
在今天的大陆，尊严不仅仅是一个流行的词汇，以其为轴心的变化几乎同样是可以触摸的。从八十年代走出的“精英阶层”，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主导力量，他们同样也在以积极的姿态展示着这种力量。
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就是，广州一收容所错误收容并非法致大学生孙志刚死亡一案，引发的对公民生存权的全国大讨论。大讨论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已经实行了二十一年的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收容站转制为救助站。这样的结果，大大出乎大讨论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们的预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次依靠网络言论的力量，影响了一个案件的发展，其结果是十一人被判刑，一人被判死刑。
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就是，由于“非典”的爆发和蔓延，“公众知情权”成为今年最流行的词汇之一。几乎全国的媒体都参与过这场讨论，今天如果用Google搜索“非典知情权”，将会查找到一万六千条以上的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