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我认为是堆积了无数的历史愿望。作为这样一个压缩的时代，人们有巨大的历史愿望，主要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我们知道了香港、台湾，它们都在亚洲，都属于中国，但是它们却发展这么快。记得当时有个电影导演写了一篇文章，说他在访问了香港、台湾后到了日本，坐在日本银座的台阶下哭。他说，一九四五年后日本是战乱的一片废墟，中国大陆当时也都在同一个历史起跑点上，为什么现在的日本是这样？所以他坐在那里痛哭。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国家、民族都有深切的爱，就是“哀其落后，怒其不争”，常想，我们怎么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呢？所以当时对传统的反思、批判，实际上正是怀着对于国家、民族振兴那样一个巨大的愿望。但因为这种愿望的表达很困难，所以转为对过去传统一种冷峻的批判与痛斥。
朱洪海先生在文章中提到柏杨先生的思想在八十年代中期进入了中国大陆，恰好契合了当时对传统反思的思潮，我想这个把握是非常准确的。中国大陆对传统的反思，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到未来，许多的研讨会都曾经讨论过，但是大家感觉到对传统的批判好像都不够强而有力。换句话说，这些批判表达了很多现实的情绪，但却找不到一个强力的资源。有一点现象我要说明，就是和“五四”的关系，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变得非常暧昧，对传统的批判到了这一时期却极少被提起。但是柏杨先生宣言式的语录出现时，我想是为年轻一代对传统的反思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和佐证，就像是火柴一样点燃了某种东西，所以郁积在那里的材料突然间发光了，我觉得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最后就是关于进一步的影响，就是柏杨到了九十年代，那些八十年代的人都变成社会重要的支柱力量，这些人经过时代的洗礼、磨炼，将会对九十年代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柏杨先生对中国人全面而深刻的解剖，还依然在影响着“八十年代人”！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本文系作者在二○○三年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