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变化则是，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实施，条例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原来登记时需男女双方单位出具的介绍信，同时可自愿参加身体健康状况检查。
上述的案例、上述的变化，能够传递出的信息就是，当代的中国人已经懂得理解尊严的内涵，并且在生存中开始活出了自信。
一九九九年柏杨先生去香港，有记者问，他曾经批评中国人丑陋，现在经过好长一段时间，中国人进步了吗？柏杨笑说：“要进步很难，这是文化导致的。不过，如果倡导诚实文化，以诚实做基础，提倡尊严、尊重、包容、理性，远离传统的‘谎言文化’就是一个进步的开始。”
就是这个开始，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人新的气象，看到了“精英阶层”的影子，听到了八十年代的余音。
历经了十年打碎、十年彷徨之后的中国人文精神，或许从现在开始还要再经历十年的建构。
或许本文的观点会被认为过于乐观，因为柏杨先生从丑陋到尊严，笔锋所指的国人病症并没有消失，甚至还像顽疾一样地存在着，甚至还可能迸发出新的病症。
孙志刚致死案不过才发生半年，从媒体的披露可以看到，相似的案件还在发生着；更多的知情权还停留在口头上；结婚登记不用介绍信刚刚是几天的事情，由此便得出结论，是否等同于加减法一样简单化了？
事实上，上述变化以及二十年来的变化，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重新建立的人文精神的雏形，这是从“五四”以来不断付出代价也不断努力的结果。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是建立在国民精神基础上的，正是从鲁迅贯穿到柏杨作品中的国民性。
晚清政府曾经把自己的一败再败归结为船不坚炮不利，由此开始了洋务运动，然而船坚炮利后仍然逃脱不掉失败，事实上是晚清的国民精神已经完全腐烂了。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曾一度陷于物欲横流当中，但物质的相对富有同样也无法挽救人文精神的缺失。相反，正是由于这种缺失，让我们目瞪口呆地看到了更多的丑陋中的丑陋。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人文精神的曙光，看到的是中国人进步的曙光，这是从八十年代开始二十年以来，从“五四”运动开始近百年来中国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现在需要的是“五四”精神的延续，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正如柏杨笑言：“要进步很难，这是文化导致的！”
还是要回到八十年代，回到“八十年代人”，回到柏杨。
对于“八十年代人”来讲，柏杨是一个导师。当“八十年代人”成为“精英阶层”时，今天的柏杨对他们已经没有当年的影响力，当年的学生和导师，在近二十年里以不同的路径，是一起寻找到了尊严这个坐标的。但是这丝毫无损柏杨的魅力，因为学生是从导师的震撼下出发的。
一个没有经历过任何教育的成年人，如果让他和一群儿童一起开始接受学历教育，那么这个人在小学阶段可能会一直名列前茅。但是最终他一定会输掉这场比赛，因为这种智力开发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晚了，在他错过了应该接受智力教育的阶段后，就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
柏杨对于“八十年代人”的意义就在于此，在一个全民反思的大背景下，柏杨遇到了一群刚刚走出荒漠的，充满渴望的、充满激情的年轻人，于是他们把他作为自己的导师。他们之所以接受柏杨，就在于柏杨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如此的深入人心。
对柏杨，大多数的“八十年代人”都怀着一种感念之情。
而柏杨对于“精英阶层”的意义则在于，当年他成功地把国民性批判，深深地根植在了他们心里，并由他们带到了今天，当他们以精英的身分在各个阶层发出各自的声音的时候，那里面，总是能够听到柏杨的声音。
借助六百万精英，柏杨推动着中国人的进步！
这就是柏杨的价值！
（作者系二○○三年大陆版《我们要活得有尊严》责任编辑，本文系作者在二○○三年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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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附录——柏杨，依然在影响“八十年代人”
陈晓明我想针对朱洪海先生这篇论文提出的“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人”以及“柏杨思想在八十年代”、“柏杨思想对八十年代人的影响”这几个概念做点补充说明。
我以为朱洪海先生提出“八十年代”这一概念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时代，我理解为一个“高度浓缩”的时代，事实上它压缩了整个七十年代。所以七十年代变成以一种怪异的方式成为一种“超历史”的存在，对那些断裂的东西累积到八十年代全部爆发出来，包括人力资源的堆积也是。我本身是七七级的大学生，当时我十八岁，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二十岁毕业后我留校教书，我的学生最大也有三十五岁了，所以当时的思想构成、人力、物力都可以说是非常混乱的状态，它压缩了好几个世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更是整个压缩在一起的，我是如此理解的。
第二，它也是好几个思潮压缩在一起。“文*”以后我们有一种“思想解放运动”，也叫做“拨乱反正”，主要目的就是反思“文*”为什么会发生，所以这时人们借用了各式各样的思潮去解释。最早也因此引进了最新的西方思潮，包括科学史、文学理论、西方社会学、哲学等方面。这让年轻一代非常兴奋，我们甚至是清晨三四点钟爬起来去买书，只要是来自西方的，我们全盘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