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旗子的四兄弟（7）

    “我是从居委会那里了解情况的，可他们只向我介绍了张老和苏老，没说钱……钱老的事啊！”
    “哦，我知道了，钱六的性子太过古怪，总是不见他出来，一个人住在地下室里，许多人都觉得他是个半疯子，怪不得居委会的人不向你介绍他呢。连苏老都没告诉你什么，你又怎么会从钱六那里问到什么东西呢？！”
    “您说您是最老的住客之一，那其他还有谁？”
    “有烟吗？儿子都不让我抽呢。”钟书同说。
    我从怀里摸出“中华”。
    烟头忽明忽暗，钟书同抽了几口，把长长的烟灰抖落在烟灰缸里。
    我就静静地坐在旁边，等着他开口。
    “这件事，连儿子我都没和他们说过，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至今也没想明白，他们要做什么。你既然问起，我就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可我所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你要想弄清楚真相，只怕……这事在当时已经这样神秘，隔了这许多年再来追查，恐怕是难上加难了。呵呵，我人老了，好奇心却越来越强，倒真希望你能好好查一查，如果查出些什么，记得要告诉我，也不知在我老头子入土以前，能不能解开当年之谜。”
    “我如有什么发现，一定第一个告诉您。”我立刻保证。
    “‘三层楼’的第一批住客，除了造这四幢楼的孙家四兄弟，就是我、张轻和苏逸才了。”
    我嘴一动，欲言又止。我觉得还是先多听，少发问，别打断他。
    注意到我的神情，钟书同说：“哦，你是想问钱六吧？他是孙家四兄弟的家仆，而我们三个，是被四兄弟请来的。”
    烟一根根地点起，青烟袅袅中，钟书同讲述起“三层楼”、孙家四兄弟，和那面幽灵旗。
    一九三七年，钟书同二十七岁。那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西方学术思潮的洪流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同时碰撞在一起，动荡的年代和喷薄的思想激荡出无数英才，二十七岁的年纪，对于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来说，已经足够成名了。
    钟书同彼时已经在各大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尤其是对两汉三国时代的经济民生方面有独到见解，在史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至少在上海，他已俨然是史学界年轻一辈首屈一指的人物，包括燕京在内的许多大学已经发来邀请函，他自己也正在考虑该去哪一所学府授课。
    一九三七年的春节刚过不久，钟书同在山阴路的狭小居所，接待了四位访客。
    尽管这四位来客中有一位的身形魁梧得让钟书同吃了一惊，但四人都是一般的彬彬有礼，言语间极为客气。
    这四个人，自然就是孙家四兄弟了。
    这四兄弟说到钟书同的学问，表示极为钦佩和赞赏，更说他们四人也是历史爱好者，尤其对三国时期的历史更是无比着迷，有许多地方，要向这位年轻大家请教，而他们更是愿意以一间宅子作为请教费，抵给钟书同。
    要知道当时上海的房子，稍微好一些，没有十几根金条是抵不下来的。钟书同在山阴路居所的租金，以他的稿酬支付已经令他有些吃力，所以才想去大学教书，当时一位教授的工资，可是高得惊人。
    孙家四兄弟第二次上门拜访的时候，更是连房契都带来了。钟书同虽觉得其中颇有蹊跷之处，但看这四人盛意拳拳，谈论起三国的历史，竟有时能搔到他的痒处，对他也有所启迪，再加上年轻，自信纵使发生什么也可设法解决，所以在三月的一天，终于搬出了山阴路，住进“三层楼”。
    而钟书同住进中央“三层楼”的时候，张轻和苏逸才已经在了。那时苏逸才还未还俗，正如我所想的，他那时的法名就是“圆通”。
    钟书同刚搬进“三层楼”，就发现其间有许多怪异之处，不仅是楼里住了圆通这么个终日不出房门的和尚，而且张轻也总是神出鬼没，时常夜晚出去，天亮方归。而他住的这幢楼四周，那些街上的平房里，居然一个居民也没有。有时他走在几条街上，看着那些虚掩着的房门，里面空空落落，不免有一种身处死城的恐慌。后来这些平房逐渐被推倒，这样的感觉反而好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