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傅雷夫妇得到平反。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家庭都是傅聪不忍提及的话题，《傅雷家书》更是不忍重读，因为一看到那些文字便会泪流面满。他曾经对记者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祖父去世前，曾在一本宋词集的扉页上，给他留下过几句话。在他祖父去世之后的两三年里，他只要翻到那里，必定会痛苦。那么你想想，当一个孩子看到整整一本情真意切的书信，而写这些信的人却已带着那么多遗憾和痛苦离他而去时，他会是怎样的感受？”
直到最近几年，他才稍微自我安慰说：“假如放在身边偶然看到，我会去翻一翻。但是，《傅雷家书》在我心里头，我何必一定要去看呢？”
关于音乐：“都以朗朗为榜样，不是好现象”
即使是成名之后，傅聪也一直保持着苦修者一般的练琴强度。每天上午10点半练琴至下午5点，中间不吃午饭，只为了让琴声连贯。到了演出前的一两天，更是要保持8到10个小时的练习时间。夫人卓一龙就经常说他：“哪有这么练琴的！练琴应该有所保留，不要全部拿出去。”“可是对我来说，每天要打到我认为的极致才可以，所以每次都是全力以赴。”
其实，卓一龙自己也是一个钢琴家。傅聪家里有5架钢琴，现在只有夫妻两人弹了。“我们各自有琴房，平时只在早晚吃饭时见面，家里有佣人，杂务都不必操心。我夫人有时做些园艺，她那片玫瑰园就在我琴房的窗下。”傅聪说。他们疏于社交，也极少出席名流宴会。只有在天气好的时候，夫妇俩才会一起出门，开上20分钟的车到牛津大学校园散步。
他的两个儿子成长在这个音乐世家（长子是与第一任妻子、大音乐家梅纽因的女儿弥拉所生），但都没有选择练琴这个“苦差事”，他们甚或调侃父亲是一个“怪老头”。但傅聪说：“我对名利看得很淡，钱后面加几个零，对我来说是很空洞的事情。在音乐乃至音乐之外，天天学到一点新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最近几年，傅聪受上海音乐学院的邀请，每年抵沪教两个月的“大师班”，学生中既有小、中、大学生，也有也已成名的钢琴家。他发现，“小学、中学的学生非常有才能，远远高于大学部得人”；此前他也直指中国学生不缺才华，但没有文化，因为很少看书，对乐器之外的音乐体悟太少，“独立思考在这里至今也还是个理想。”
他批评中国社会急功近利，“学琴的人以为把手指练得飞快，就会变成第二个朗朗。我对朗朗是很佩服的，他是一个钢琴天才，可是，以他作为榜样，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他甚至预言，大批的孩子学琴，5到10年之后，中国只不过多了“一批光彩的手指”而已，这与做人、做艺术家的境界，相去甚远。
在一些人看来，傅聪是神秘的，他回应道：“大多数人，也许一生都无法体会到我每天在音乐中享受到的快乐，这个世界难以进入，更难以脱开，因为它太美、太迷人了。这种乐趣难以描述，我只能用‘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