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先生已是一个老人。
他靠在沙发上，静默，吸着烟斗，微微喘着气。弟弟傅敏说，兄长白日练琴至天黑，睡了一觉，刚醒来，一群记者围坐着，不敢出声。此前大家都听说了，老先生向来不喜欢接受采访，尤其不喜欢谈《傅雷家书》，因此不免有些惴惴。
在国人印象中的傅聪和真实的傅聪之间，也许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在《傅雷家书》中，傅聪韶华当年，意气风发；如今的傅聪，则是一个儒雅的绅士，是董桥笔下心仪的老派文人——在我们见面的那天晚上，他手持黑色的烟斗，一袭黑色的中式对襟棉衣，丝绸长裤和布鞋自然也是黑的；黑色的头发梳成清爽而一丝不苟的发型，倒是两抹长寿眉有些灰白，在眼角处转个折，垂了下来。
只有那伴随他几十年的半指手套，提醒人们他内心到底有多年轻——1972年，傅聪在奥地利音乐会前夕摔断一根手指头，此后一直患有腱鞘炎。为了保证血液流通，傅聪需要常年戴着手套取暖，即便在演出时也要戴着。“我现在好像不戴手套都不会弹琴了！”他笑着说。
关于成长：“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
2010年12月，他加盟国家大剧院“纪念肖邦200周年诞辰”的系列音乐会，并担任第16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评委——那是他自1985年之后，25年来首次出现在该赛事中。
本届大赛的冠军尤里安娜·阿芙蒂耶娃恰好是傅聪“大师班”的学生。对此，老先生难掩一丝得意：“我相信，我还是尽了一份力的！”
父亲傅雷曾要求傅聪，一定要“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如今傅聪年逾古稀，却自谦道：“我一辈子都没有违背这个原则，可是，如果自称是一个艺术家或钢琴家，我觉得是夸夸其谈，自己还没有资格这样说。”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时代》周刊就将傅聪列为封面人物。盛赞其为“当代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傅聪则说：“我那一代的人，可以说是有家学，如果说我跟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就在这里。”
1934年，傅聪出生于上海。起初父亲想让他师从黄宾虹、刘海栗等巨匠习画，但见其对古典音乐有着近乎天赋的敏感和喜好，遂改而令其学琴。在《傅雷家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傅雷教子的严苛——为了保证傅聪每日数小时的练琴时间，傅雷把儿子从小学“撤回”，专门延请名师在家中教其英文、数学等科目，至于国文一科，则由自己亲自选编教材，予以教授。钢琴方面，先是请老朋友雷坦当启蒙老师，接着在傅聪9岁的时候，令其拜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为师。傅聪至今鼻梁上还有一道疤痕，那是因为小时候练琴走神，结果傅雷顺手就拿了一个碟子朝他扔了过去，在脸上划了一道口子，可见管教之严。
1948年，由于时局动荡，傅雷一家曾迁往昆明，直到1951年，17岁的傅聪才重新拾起了终断3年的琴艺，从此终生不渝。他自嘲“这样的年龄（学琴），真是前无古人”。但他4年后的成功，证明年龄之说的虚妄：1955年3月，代表中国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傅聪名列第三，这是中国人首次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尤为难得的是，他还斩获了肖邦作品中演奏难度最大的“玛祖卡”最佳奖。一个东方人，竟然如此贴切而深刻地再现了“肖邦的灵魂”，以至于演出结束后，具有很高音乐修养的波兰观众如潮水一般向他涌来，“拥抱我，吻我，让他们的泪水沾满了我的脸；许多人声音都哑了，变了，说他们一生从来没有如此感动过，甚至说‘为什么你不是一个波兰人呢’？”
此后的数十年，傅聪始终被认为是肖邦作品的最佳阐释者之一，被称为“有分量的巨匠”“钢琴诗人”。
关于父亲：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傅聪之为人所知，并非因为他的琴艺，而是因为《傅雷家书》。
1954年，傅聪留学波澜，从此与父亲开始了长达12年的书信往来。傅雷在次年4月的一书，“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聊八卦）”，而是把儿子当成了谈论艺术的对手，同时也借此训练儿子的文笔、思想，并随时给儿子做一面“忠实的镜子”。
1981年，傅雷次子傅敏将百余封家书选编出版，一时间震动海内。但对于当事人来说，那些家书无疑超出了谈艺录乃至琐碎的人生教条的意义，而具有那个特殊时代的意味。
在那12年中，傅聪由弱冠之年远赴重洋，中间经历了傅雷被划为“右派”“1958年傅聪叛逃英国”“1964年傅聪加入英国籍”等中国风波和事件。在某种意义上，那些家书更是傅聪羁旅英伦20余年，傅雷念兹在兹的遗书——1966年9月3日，自“反右”以来一直遭受不公正待遇和迫害的傅雷，与夫人朱梅馥一起自尽。直到11月，傅聪才得知父母的死讯，可谓“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1977年，傅聪在朋友吴祖强的帮助下，给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写信，表示回国探亲的恳切心情。1978年12月，邓小平批示：“傅聪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自此，傅聪才真正得以重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