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在市政府前面的广场中央停下来。弗雷迪让人把我们的行李放在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雪橇上，我们到教堂旁边的一家茶点铺去，想喝点热的东西。这家铺子刚开门，接待我们的那个女人显得非常惊奇，这也许是因为我们来得太早，或者是嘉·奥尔罗夫的口音和我们的一身城里人打扮引起了她的特别注意。维尔德梅尔对一切都赞叹不已。他连大山都没有见过，对冬季的体育运动更是一无所知了。他把前额贴在玻璃窗上，呆呆地看着雪花飘落在死者墓碑和麦热夫市政府的建筑物上。他在向那个女人打听，想知道缆车是怎杆运行的以及他可不可以报名到一个滑雪学校去学习。
那所瑞士式的山区水屋叫做“南方十字架”。它很高大，用深色木料建造，百叶窗是绿色的。我想它是弗雷迪从他在巴黎的一个朋友那里租来的。它俯视着一条公路的弯道，而在这条公路上却看不到它，因为它被一排枞树给挡住了，从那条公路上下来，要走过一条“之”字形的路，才能到达山区木屋，至于耶条公路，顺着上升的坡度，到底通到哪里，我从来也没有好奇地去打听过。德尼兹和我住的房间是在二楼上，在窗口从枞树顶上看出去，可以看到整个麦热夫村子。天气晴朗时，我就反复练习辨认教堂的钟楼、罗金布吕纳山脚下那座看上去象一个赭色斑点的旅馆、公路汽车站、溜冰场、墓地和远处的一切。弗雷迪和嘉·奥尔罗夫的房间在楼下，在起居室的隔壁。而要到维尔德梅尔的房间去，还得再下一层楼，因为他房间的半截子埋在地下，窗子象舷窗似的，刚好和地平面相齐。维尔德梅尔自己却偏偏看中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地下洞穴。
开始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离开过木屋。我们住起居室里没完没了地玩着牌。我至今仍能相当准确地回忆起这间房子里的情形：一块羊毛地毯，一张皮的长沙发．一个嵌在长沙发后上方墙上的书架，一张矮小的桌子，朝着一个阳台开着的两扇窗子。住在附近的一个女人负责替我们到麦热夫去采买东西。德尼兹在读一本地从书架上找到的侦探小说。我也在读着。弗雷迪脸也不刮，嘉·奥尔罗夫每天晚上为我们做一个俄罗斯蒸菜浓汤。维尔镕梅尔请人定期地给他从村子里把《巴黎体育报》带给他。他读完之后，就藏在他的地下洞穴里。一天下午，当我们正在玩桥牌的时候，他手里挥舞着报纸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的脸色都变了，因为有一个专栏编辑回顾了最近十年来赛马界突出的事红其巾写道：“英国赛马骑师安德烈·维尔德梅尔在奥特伊尔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故。”报上还有几张为配合文章而刊出的照片，其中有一张就是维尔德悔尔，照片很小，比一张邮票还小。令他发怒的正是这张照片，因为它的缘故，萨洛金车站或麦热夫的什么人，在教堂旁边的糕点铺里，可能会把他认出来的，那位给我们送食物和料理点事务的女人，也可能会认出他就是“英国赛马骑师安德烈·维尔德梅尔”。在我们动身前的一个星期，他在阿利靳康花园街他的住所，不就接到过一个匿名电活吗？一个含混不清的声音对他说：“喂，维尔德梅尔，你一直在巴黎吗？”那人说完后哈哈大笑，接着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们反复对他说，既然他已是“多米尼加公民”，那就什么危险也没有了。但这番话没有起什么作用，他表现得非常烦躁。
—天凌晨三点左右，弗雷迪使劲捶着维尔德梅尔“洞穴”的门，同时大声吼叫着：“安德烈·维尔德梅尔，我们知道您在这里……我们知道您是英国赛马骑师安德烈·维尔德梅尔…马上出来……”
维尔德梅尔对这种玩笑很生气，两天都没有同弗雷迪讲话。后来，他们又和好了。
在山区木屋所度过的最初的那些日子，除了这个无伤大体的小事以外，其他的一切部是在平静中过去的。
但是渐渐地，弗雷迪和嘉·奥尔罗夫感到我们如此打发时间太单凋了。维尔德梅尔呢，尽管怕别人认出他这个“英国赛马骑师”，但也故态复萌了。他是个运动员，坐着不动是不习惯的。
弗雷迪和嘉·奥尔罗夫在麦热夫散步的时候，碰到了一些人。看来，很多人同我们一样是到这里避难来的。大家碰在—起，组织了一些“联欢会”。晚上，弗雷迪，嘉·奥尔罗夫和维尔德梅尔很快就投人到这种夜生活中去了，我们听他们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而我呢，我是持谨慎态度的。我宁肯和德尼兹留在山区木屋里。
然而，我们有时也要到村子里去：我们总是住早晨十点钟的时候离开山区木屋，顺着一条两旁有很多小教堂的道路走去。有时，我们走进一座小教堂，德尼兹点起一支大蜡烛。有些教堂已经关闭了。我们在雪地上走得很慢，免得滑倒了。
再向低处走，就可以看到一个带有耶稣像的石头十字架耸立在一个类似圆形广场的中央，一条陡坡很大的路从那里延伸开去。这条陡路的前半段本来是铺着木头台阶的，但被大雪掩埋了。我走在德尼兹的前面，为的是在她滑倒时，便干扶住她。这条路的尽头，就是村子了。我们顺着主要街道一直走到市政府广场，然后从雪山宾馆的前面走过。再过去一段路，在右边人行道的后面，就是浅灰色混凝土的邮局了。在那里，我们给德尼兹的朋友们发了几封信：莱翁、埃莱娜(就是她把在康巴塞雷斯街她的一套房子借给我们用的)……我绐鲁维罗萨写了封短信，说靠着他弄来的这些护照，我们已安全到达目的地，并建议他来找我们，因为我和他上一次在公使馆见面时，他告诉我他也打算“到乡下休养”。我在信上把我们现在的住址告诉了他。
我们向罗金布吕纳山走去。一群群的孩子，由一些身穿海军蓝冬季运动服的女辅导员带领着，从马路两边的旅馆里走出来。他们不是肩上扛着滑雪板，就是背上背着溜冰鞋。几个月来，的确有人在征用疗养地的所有旅馆，好让大城市里最贫穷的孩子们住到这里来。我折回去之前，我们从远处观看了人们挤在空中缆车售票窗口前面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