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天晚上我要开始同弗雷戴攀谈呢？也许因为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他目光真诚坦率，神情天真活泼，脸上总是无缘无故地挂着微笑。他对别人很关心，不停地问长问短：“您感觉怎样？”“您要不要暍杯酒？”“您与其坐在这把椅子上，还不如坐到那张长沙发上去呢！”“您昨天夜里睡得好吗？”……他眼睛睁得大大的，眉头皱着，非常用心听你说话，仿佛你最有权威似的。
他早就知道我们的处境，并且及时地询问我们是不是要在“山区”里久留。我回答他我们没有别的门路，他悄声告诉我，他有办法可以帮助我们秘密地越过瑞士边界。我是不是需要这样做呢？
我扰豫了一会，然后对他作了肯定的回答。
他对我说每人要交五万法郎，还说贝松也参与其事。贝松和他负责领我们到一个距离国境线很近的地点。在那里，他们的朋友——一个专门协助别人偷越国境的老手——来接替他们，把我送过去。他们就是这样帮助过十几个人偷渡到瑞士去的。他还一一报出了他们的名字。我还有充裕的时间进行考虑。他还要到瑞士去一趟，但下周就回来。他给了我一个在巴黎的电话号码：AUTeuil54—73，并说我如果很快打定主意，就可以去找他。
我把这些告诉了嘉·奥尔罗夫、弗雷迪和维尔德梅尔。“弗雷戴”干着帮人偷越国境的事，使嘉·奥尔罗夫感到很惊奇。她以前只是以为这个青年人有些轻佻，靠做投机生意勉强维持生活。弗雷迪认为，既然我们有多米尼加护照作掩护，就用不着离开法国。维尔德梅尔认为弗雷戴是个“小白脸”，还特别不喜欢贝松。他对我们断言说，贝松脸上的疤痕是假的，是他每天早上用化妆品颜料涂饰出来的。这种看法是不是出于运动员之间的互相瞧不起呢？的确，他不能忍受贝松叫他“低能汉”。至于德尼兹呢，她认为弗雷戴“很热情”。
这事很快就决定了。之所以这样快，也是由于下着雪的缘故。已经一个星期了，雪花仍飘不止。我又一次产生我曾在巴黎经历过的那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我忖量着我们如果在这里停得太久，会不会中别人圈套。我向德尼兹详细地谈了我的想法。
过了一个星期，弗雷戴又来了，我同他和贝松一起商谈了偷越国境的事，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我还第—次感到弗雷戴这样热情，这样值得信任。他那拍拍别人肩膀时的友好表示，他那明亮的眼睛，他那白洁的牙齿，他那奔放的热情，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很喜欢，——尽管嘉·奥尔罗夫常常笑着对我说，同俄国人和波兰人打交道，要提防着点。
那天一大早，德尼兹和我就打好了行李。其他人还在睡觉，我们也不想去叫醒他们。我绐弗雷迪留下了一张字条。
贝松的黑色轿车停在路边，他们在车里等着我们。这辆车子我在萨洛金已见到过了。弗雷戴坐在驾驶座上，贝松坐在他的旁边。我自己把汽尾部的行李箱打开，把行李装进去，然后我们——德尼兹和我——就在汽车后排的沙发上入座了。
一路上，我们没有晓什么话。弗雷戴显得很烦躁。
雪花纷纷扬扬地飘将下来。弗雷戴慢慢地开着车。我们沿着山间小路行进着。路上足足走了两个小时。
直到弗雷戴停下车子向我要钱时，我才有些模模糊糊的预感。我把几捆钞票递给他。他数了数。然后，他转过身来，对我笑笑。他说，为了谨慎起见，从现在起我们必须拆散，分别越境。我和贝松一起走，他和德尼兹带着行李一道走。过一个小时后，我们在国境线另一边他的朋友们家里见面……他一直笑着。那种奇怪的笑容，我现在还在梦里常常看见。
我和贝松一块下下车。德尼兹坐到前排弗雷戴的旁边，我看着她，又一次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了，心里很难受，我真想把车门打开，要她下来，让我们俩一块走。但我心里对自己说，我生性多疑，总是胡思乱想。而德尼兹却显得信心十足，心情也很好。她用手向我送了一个飞吻。
那天早上，她穿着一件臭鼬毛皮大衣、一件套头的织花毛衣和弗雷迪借给她的那条滑雪裤。她那时二十六岁，栗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身高一米六十五。我们行李不多，只有两只皮箱和一只深栗色的小手提箱。
总是微笑着的弗雷戴，这时开动了汽车的发动机。德尼兹通过玻璃已经放下的车窗，把头探出车外，我朝她挥了挥手。我目送着离去的汽车。慢慢地，它在远远的前方只成了一个很小的黑点了。
我跟在贝松的后面，开始走起来。我观察着他的脊背和他留在雪地上的脚印。突然，他转身对我说，我们已经接近国境线了，他得去探探路，让我等着他。
这样又过了十分钟，我才知道他不会回来了，我为什么要带着德尼兹走进这个陷阱呢？我竭力想排除脑子里的这个想法：也许弗雷戴把她也抛弃了，我们俩谁也活不成了。
大雪落个不停。我一边继续走着，一边徒劳地希望能找到一个什么方位标志。我走着，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走着。终于，我栽倒在雪原上了。我的周围，白雪茫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