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迂了！”
乡人说的“迂”，就是“老年痴呆”的意思，我的眼泪立刻涌出来，我一直刻意闪避的字眼，这老妇人竟直截了当地道了出来，如此清晰而残忍。
我开始明白“父母在”和“父母健在”是不同的，但我仍依恋不舍。
过南京时，有老友陈颐鼎将军来访。陈伯伯和是同乡，交情素厚，但我告诉他陈伯伯在楼下，正要上来，他却勃然色变，说：
“干吗要见他？”
陈伯伯曾到过台湾，训练过一批新兵，那是1946年。这批新兵训练得还不太好就上战场了，结果吃了败仗，便成了台籍滞留大陆的老兵。
“我一辈子都不见。”一脸执拗。
他不明白这话不合时宜了。
陈伯伯进来，我很紧张。陈伯伯一时激动万分，紧握的手热泪直流。却淡淡的，总算没赶人家出去。
“陈伯伯和我当年的事，可以说一件给我听听吗？”事后我问陈伯母。
“有一次打仗，晚上也打，不能睡，又下雨，他们两个人困极了，就穿着雨衣，背靠背地站着打盹儿。”
我又去问陈伯伯：
“我，你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他上进。他起先当‘学兵\’，看人家黄埔出身，他就也去考黄埔。等从黄埔出来，他想想，觉得学历还不够好，又去读陆军大学，然后，又去美国……”
陈伯伯军阶一直比稍高，但我看到的他只是个慈祥的老人，喃喃地说些60年前的事情。
1949年，是最后一批离开重庆的人。
“我会守到最后5分钟。”他对母亲说。那时我们在广州，正要上船。他们两人把一对日本鲨鱼皮鞘的军刀各拿了一把，那算是家中比较值钱的东西，是受降时分得的战利品。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战争中每次分手，都写这句话给妈妈。那个时代的人仿佛活在电影情节里，每天都是生离死别。
后来父亲遇见了一个旧日部属，那部属在战争结束后改行卖纸烟。他给了父亲几条烟，又给了他一张假身份证，把姓名“张家闲”改成“章佳贤”，且缝了一只土灰布的大口袋做烟袋，父亲就从少将军官变成了烟贩子。背上袋子，他便直奔山区而去，以后取道老挝，转香港飞到台湾，这一周折，使他多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和家人重逢。
爸爸从来没跟我们提过他被俘和逃亡的艰辛，许多年以后，母亲才陆续透露几句。但那些恐惧在他晚年时却一度再现。有一天妈妈外出回来，他说：
“刚才你不在，有人来跟我收钱。”
“收什么钱？”
“他说我是甲级战俘，要收100块钱，乙级的收50块。”
妈妈知道他把现实和梦境搞混了，便说：
“你给他了没有？”
“没有。我告诉他我身上没钱，我太太出去了，等下我太太回来你跟她收好了。”
那是他的梦魇，40多年不能抹去的梦魇，奇怪的是梦魇化解的方法倒也十分简单，只要说一句“你去找我太太收”就可以了。
幼小的时候，父亲不断告别我们，及至我17岁读大学，便是我告别他了。我现在才知道，虽然我们共度了半个世纪，我们仍算父女缘薄！这些年，我每次回屏东看他，他总说：
“你是有演讲，顺便回来的吗？”
我总“嗯哼”一声带过去。我心里想说的是，爸爸啊，我不是因为要演讲才顺便来看你的，我是因为要看你才顺便答应演讲的啊！然而我不能说，他只容我“顺便”看他，他不要我为他担心。
有一年中秋节，母亲去马来西亚探望妹妹，父亲一人在家，我不放心，特意南下去陪他，他站在玄关处骂起我来：
“跟你说不用回来，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回去的车票买不到怎么办？叫你别回来，不听！”
我有点不知所措，中秋节，我丢下丈夫、孩子来陪他，他反而骂我。但愣了几秒钟后，我忽然明白了，这个铮铮的北方汉子，他受不了柔情，他不能忍受让自己接受爱宠，他只好骂我。于是我笑笑，不理他，且去动手做菜。
父亲对母亲也少见浪漫镜头，但有一次，他把我叫到一边，说：“你们姐妹也太不懂事了！你妈快70的人了，她每次去台北，你们就这个要5包凉面，那个要一只盐水鸭，她哪里提得动？”
母亲比父亲小11岁，我们一直都觉得她是年轻的那一个，我们忘记了她也在老。又由于想念屏东眷村老家，每次就想要点美食来解乡愁，只有父亲看到母亲已不堪提携重物。
由于父亲是军人，而我们子女都不是，没有人知道他在他那行算怎样一个人物。连他得过的两枚云麾勋章，我们也弄不清楚相当于多大的战绩。但我读大学时有一次站在公交车上，听几个坐在我前面的军人谈论陆军步兵学校的事，不觉留意。父亲曾任步兵学校的教育长、副校长，有一阵子还代理校长。我听他们说着说着就提到父亲，我的心跳起来，不知他们会说出什么话来。只听一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