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西狗说，红兵，我们出去打工吧，我们要出去闯一闯。西狗说，刘小手也准备出去打工了。我说，好，出去打工。可是西狗走后我又犯愁了，我不知道父亲是否会让我出去打工。如果父亲不同意，别说出去打工，我连到岳阳的路费都没有。可是我还是去对父亲说了，我对父亲说我想和西狗、刘小手一起出去打工。父亲盯着我看了好半天，丢下了一句话，父亲说，除非老子死了。西狗说，要是你爹不给你钱，你就想办法借点钱。可是我实在借不到钱。我去找我的哥哥王中秋，我说我想出去打工，你借我几百块钱的路费吧。多少?哥哥吃惊地问我，几百?你开什么玩笑。再说了，你一个男孩子出去打什么工，人家要的是打工妹。我说，你借不借?哥哥说，几百块肯定没有。哥哥从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了一把零钱，数了数，一共有十几块。哥哥说，就这么多了，你要不要，你要就都给你。
我没有要他的那些钱。我去找我的二姐，也没有借到。二姐不是不肯借钱给我，她是不放心让我出去打工。毕竟在当时打工潮还没有风起云涌，我们那里还没有几个人出去打工。西狗又来找我了，西狗问我到底去还是不去。西狗说他要去村里开介绍信了，那时出门打工是要开介绍信的，拿着介绍信才能到镇上办边境证，没有边境证，我们是到不了深圳的。那时我们的目标就是到深圳打工。我说，管他去还是不去，我们都要去办边境证，先办了证再说。我和刘小手、西狗一起去办边境证，没想到，拿着印把子的村官却不给我们开介绍信。他说你们有本事自己去镇上办证吧。
我们没有拿到介绍信。从村官的家里出来时，我们一路都在骂娘。后来西狗就有了一个伟大的想法，西狗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是要离开烟村的。在离开烟村之前，我们还要做一件大事，要让烟村的人都记得我们。可是做什么样的事算是大事呢?我说，要是我们告状成功，那就算是一件大事了。抢劫?强*?刘小手说。杀人?放火?我说。西狗说，要不我们搞一台晚会吧。把烟村的年轻人都号召起来，搞一台联欢晚会。搞晚会的提议得到了我们的一致响应。我们大声唱着郑智化的《水手》。我们的嚎叫声吓得鸡飞狗跳，一些老人在背后骂我们，这些烂柑子，怎么得了哟!可是我们不管这些，我们只是大声歌唱着。
晚会
事实上，我们也没有想到晚会真的能办成，而且办得很成功。我们更没有想到，那一次的晚会，成了烟村年轻人的最后一次集体狂欢。从那之后，大家就开始纷纷离开烟村，开始了各自的打工生涯。烟村开始变得凄凉，只余下一些老幼病残留守着乡村。这是当时的我们始料不及的。回想起来，初离乡村时，我们大抵怀着在外面长见识，挣钱，然后回来改变烟村的梦想。什么时候，我的内心开始发生了变化，开始不再恋家，开始渴望着融入城市，成为一名真正的城里人了呢?
还是说说那次晚会吧。有了办晚会的想法，我们当天晚上就去了烟村小学，我们办晚会不可能得到村部的支持，我的叔叔在小学里当校长，掌管着一校的资源。于是我提出去找我的叔叔，有了他的支持，我们的晚会办起来就容易多了。在这里，我还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叔叔。我叔叔是高中毕业生，叔叔读书的成绩很好，是可以考上大学的，他的老师们都对他寄予了厚望。可是那时取消高考了，叔叔也和他的同学们回到了农村。多年以后，我看过叔叔的毕业留言册，留言册的第一页照例是印着毛主席语录，后面才是同学们相互鼓励的话。大多是诸如“翠竹根连根，学友心连生。你我齐携手，扎根新农村”之类的豪言壮语。他们的留言都写得激情澎湃，我因此相信了，叔叔他们那一代人，是真心扎根农村的。那时的知青也是，从城市来到农村，他们立志扎根农村，可是我们这一代人却恰恰相反，我们纷纷开始抛弃乡村，渴望在别人的城市里扎根。我们和知青不一样的是，知青在乡村逗留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了城市，而我们离开了乡村，再也无法回到乡村，我们在别人的城市里坚韧地生活。
还是说说我的叔叔吧。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叔叔是个才子，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不是一般的好，他临过很多贴。我知道的就有《兰亭集序》、《张迁碑》、《张猛龙碑》、《九成宫》等等。叔叔的毛笔字，行书中有隶意，和现在那些所谓的书法家相比，功底要深厚得多，只是叔叔不太求新弄怪，也从未想过自成一格罢了。叔叔还会画画，这深深的影响了我，后来我想成为一名画家，并为之努力了很多年，终未能成。我想这与叔叔的影响有关。我叔叔的绘画水平不怎么样，也就是画一些迎客松之类的，或是给雕花床的镜子里画一些花鸟虫鱼。叔叔画画的老师就是一本《芥子园画谱》。叔叔还会吹拉弹唱，口琴、笛子、手风琴、二胡、月琴。叔叔的家里有很多的乐器。我的才子叔叔在乡村当了一辈子的小学老师，末了连个民转公都没有捞到，因了性格的耿直，后来被优化组合下岗了。无书可教的叔叔老了，一头白发，风流不再矣。也不画了，毛笔字也不练了，只在过年时给左邻右舍义务写写对子。有人结婚生子办酒请客时，会请叔叔用蝇头小楷在红纸订成的礼簿上写上：张家姑妈礼金五十；大舅礼金一百之类的。那些月琴、口琴早不知所终，只有二胡，有时还操出来拉上一两曲，低婉沉郁，似可听出叔叔这一生的无限感叹。”
叔叔从教生涯中最风光的一段时间，就是从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二年，这两年，我的叔叔当上了校长。当西狗提到弄晚会，自然想到了去找我叔叔。何况，在烟村，叔叔是唯一欣赏西狗的大人。大约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对音乐的痴迷吧。我们找到住在学校的叔叔，叔叔很高兴，装烟给大家抽，连我也有一支，我叔叔从来不在我的面前摆大人的架子，这样说吧，我感觉我和叔叔之间是没有代沟的。于是我们实话实说，说出了我们的想法，说我们想办一台晚会，希望叔叔提供一些帮助，比如场地，我们就选在了学校的操场上，但我们希望叔叔能提供一些诸如扩音器之类的东西，还希望叔叔能任命一位女老师和我一起搭裆做主持人。叔叔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叔叔说，你们这样想我很高兴，现在的年轻人，身上好像是没有激情了，我们那时候是经常搞演出的。叔叔不仅提供了器材上的帮助，还答应由学校出资二百块钱作为我们的活动经费。叔叔还通过学校的学生，把搞晚会的消息发布了出去。最为重要的是，我的叔叔主动担当了我们的艺术顾问，他和我们一起编排节目，帮我修改串台词。在叔叔的安排下，学校的一位姓荣的女老师担任晚会的女主持，她是烟村小学最漂亮的女老师。每天晚上，我们排节目排到深夜。我们把晚会的日子定在了腊月初一的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