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中秋次日，从太平洋彼岸传来姐姐离开人世的消息。那几天，我的脑海中一片空白，时常呆坐半天，什么也想不出来。再读《童言无忌》中的“弟弟”，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汩汩而下，“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
这么多年以来，我和姐姐一样，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但我心里并不觉得孤独，因为知道姐姐还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和我同存于世。尤其读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觉得亲切。姐姐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变幻，我和她仍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会改变的。
显赫家世下的悲剧童年
以前评介我姐姐的文章，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她的显赫家世。我们的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是“清流党”的要角；我们的祖母李菊耦则是李鸿章的大女儿。母系的黄家——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以及继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也都间接或直接地对我姐姐有所影响。
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一个是张御史的少爷，一个是黄军门的小姐，结婚时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5年之后，1920年9月，母亲生下姐姐，小名小煐；次年12月生下我，小名小魁。
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们家已经从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个宽敞的花园洋房里。那是1924年，姐姐4岁，我3岁。那时我父亲和同父异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产。我母亲也有一份丰厚的陪嫁，日子过得很宽裕。但不久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
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并不保守。尤其受五四运动和自身经验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和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深恶痛绝。对于父亲的堕落，母亲不但不容忍，还发言干预，这就和父亲有了矛盾。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母亲这一边。后来她们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没产生效力，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是出国留学。那时我母亲28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类。
十多年里，我们家从上海搬到天津，又从天津搬回上海，然母亲远走英国，又回到上海家中，与父亲离婚后再次出国。但姐姐与我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38年她逃离这个家。
父母离婚后，父亲为我们找了个继母。
记得继母刚进门那段时间，和我姐姐表面上还保持着礼节性的见面招呼，偶尔也谈谈天气，聊聊日常生活。
那年暑假，姐姐在父亲书房里写作文，写完放在那里，到舅舅家去玩。继母无意中看到这篇作文，题目是“继母的心”，就好奇地看下去。
这篇文章把一个继母的处境和心情刻画得十分深刻、细腻。继母看完很感动，认为姐姐的这篇作文简直就是设身处地为她而写。后来凡有亲友到我家，继母就把《继母的心》这篇文章的大意说个不停，夸姐姐会写文章。
1937年夏，姐姐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她向父亲提出要到英国留学，结果不但遭到拒绝，还受到继母的冷嘲热讽。父亲那时的经济状况还没有转坏，但他和继母吸鸦片的日常开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笔钱来让姐姐出国。姐姐当然很失望，也很不高兴，对父亲和继母的态度就比较冷淡了。
1937年秋，姐姐和继母发生冲突，继母骂了她，还打了她一巴掌。姐姐拿手去挡，继母却说姐姐要打她，上楼去告状。父亲不问青红皂白，跑下来对姐姐一阵拳打脚踢，把姐姐打得倒地不起还不罢手。他打姐姐时嘴里一直说着：
“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幸亏祖母留下的老佣人何干不顾一切地把他拉开，姐姐才没有真的被他打死。
姐姐当着全家大小受这一顿打，心里的屈辱羞愤无处发泄，立即想要跑出去。但父亲已下令关门，连钥匙也没收了。之后，姐姐就被软禁在楼下一间空房间里。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父亲不许任何人和她见面、交谈，还嘱咐看守大门的两个警卫务必看紧，不许姐姐走出门。
姐姐在那间空房里也没闲着，每天清晨起来后，她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锻炼身体，偷偷地为她的逃走做准备。后来她得了痢疾，身体虚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
父亲从何干那里知道姐姐患了痢疾，却不给她请医生，也不给她吃药，眼见病一天天严重。何干唯恐发生什么意外，就躲过继母，偷偷告诉父亲。何干是我祖母留下的老女仆，说话比较有分量。父亲也考虑到，如果撒手不管，万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于是父亲选择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趁继母不注意的时候到楼下去为姐姐注射。这样注射了几次后，姐姐的病情被控制住了。加上何干的细心照料和饮食调养，姐姐终于恢复了健康。
1938年初，姐姐趁两个警卫换班的空当，偷偷从这座她出生的房子逃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1944年，姐姐在《天地》月刊第10期发表《私语》，把她被软禁、生病、逃走的经过细说了一遍，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漏写了一段，就是父亲帮她打针医治痢疾的细节。父亲后来看到这篇文章，除了难堪与矛盾，已经无法生气——那时姐姐已是上海最红的作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