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语》杂志中的林语堂杂文，颇多这类带刺骨的幽默。他在谈到言论自由时说：人类虽有其语言，却比禽兽不自由得多。萧伯纳过沪时说，唯一有价值的自由，是受压迫者喊痛之自由。我们所需要的，正是喊痛的自由，并非说话的自由。不过，如何喊痛，与畜生不同，是需要有些技巧的。林语堂后来在《自传》中略带讽刺地总结：
我们所得的出版自由太多了，言论自由也太多了，而每当一个人可以开心见诚讲真话之时，说话和著作便不能成为艺术了。这言论自由究有甚好处？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我势不能不发展文笔技巧和权衡事情的轻重，此即读者们所称为“讽刺文学”。我写此项文章的艺术乃在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刚刚足够暗示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使不至于身受牢狱之灾。这样写文章无异是马戏场中所见的在绳子上跳舞，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
因为兼任蔡元培英文秘书，同时又符合内心追求自由的信念，林语堂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担任了重要的宣传主任一职。国民党最忌讳社会上有组织，你喊喊要人权也就罢了，一旦形成有国际影响的团体，政府势必置其死地而后安。暗杀的第一目标是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消息传来，林语堂第一次感受到切身的恐怖。家门口总是有来历不明的陌生人身影在晃动，林语堂两个星期没有出门，也不敢去出席杨杏佛的入殓仪式。鲁迅虽然也在传说中的暗杀名单上，但毅然决然不带家门钥匙，去参加了与杨的最后告别。事后他对林语堂的胆怯颇为不屑，对冯雪峰说：“连许寿裳都去了，这个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差点溅到灰布长衫的血，让林语堂感到透心的恐惧。竹林七贤之中，大名士嵇康因孤高被杀。嵇康何罪之有？只是拒绝与司马氏政权合作，又被小人诬陷，最后以一曲《广陵散》告别人间。今日之民国，其残暴较之魏晋有过之而无不及。屠刀逼迫之下，林语堂决定不再与屠夫纠缠，远离政治，回归内心。名士与隐士皆追求自由，但名士对“外在的自由”是在乎的，有机会还要讽刺几句。而隐士全然相忘于江湖，彻底回到“内心的自由”。纵然屋外风雨交加，也要在自我中撑起一爿不完美的小天地。
从创办《人间世》起，林语堂完成了第二度转变，从愤世嫉俗的名士蜕变为追求闲适的隐士。过去的他，身上有两个鬼与两种气质，如今绅士鬼完胜流氓鬼，隐士打败了叛徒。“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成为了林氏小品文的精神标志。如果说在《论语》时期林氏幽默尚带有一丝讽刺的话，那么到了《人间世》《宇宙风》时期，已经少了情绪与火气，更多地是生活的风月、文化的小摆设，从牙刷、吸烟到养鸟，无所不谈，而且谈得兴致勃勃，充满雅趣。他最欣赏的古代隐士是陶渊明，在《生活的艺术》中为陶氏有一个辩护；“也许有人以为陶渊明是‘逃避主义者’，但事实上他绝对不是。他要逃避的仅是政治，而不是生活的本身。”
谈到幽默，林语堂认为有庄子式的和陶渊明式的两种，庄子是阳性的幽默，愤怒的狂笑，而陶渊明是阴性的幽默，温和的微笑。“议论纵横之幽默，以庄为最，诗化自然之幽默，以陶为始。”林语堂说，中国人只知道幽默必是讽刺，不知幽默也可闲适的。不过，幽默的变调，让鲁迅对林语堂愈发有了成见。在《语丝》时期，他们原是并肩痛打落水狗的好战友，到了《论语》时期，鲁迅对林语堂“讽刺的幽默”尚有理解，但对于后来“闲适的幽默”，自然不能赞一词了。
在鲁迅看来，写不痛不痒的打油诗，“盖打油亦然须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迫压，今人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战士内心有狂气，故对名士的傲世尚能惺惺相惜。然而，战士最看不得隐士的明哲保身，而且还将之演绎为一套闲适人生、清谈哲学，无疑是误国误民、将粗粝的人心磨平，难怪鲁迅后来要对林语堂为首的闲适派文人说狠话、下重手了。
面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围攻，林语堂颇为不服，他反唇相讥：“清谈是孽政生出来的，不是孽政由谈生出来的。”言下之意，正统的道学先生没有勇气直面暴政抗议，只好拿无辜的清谈出气，打虎不敢将猫欺。他既鄙视政府的帮闲文人，也反感激进的左翼作家，将他们视为充满方巾气、道学气的“新旧卫道派”。他讽刺说：“今天有人虽写白话，实则在潜意识上中道学之毒甚深。动辄任何小事，必以‘救国’‘亡国’挂在头上，于是用国货牙刷也是救国，卖香水也是救国，弄得人家一举一动打一个喷嚏也不得安闲。”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闲适派文人，一南一北，以周作人和林语堂为代表。虽然都是清谈，但有京派与海派之分。北平的闲适派，从周作人到废名、俞平伯，都是大学教授，而上海的闲适派，林语堂、邵洵美、章克标、郁达夫等人，大都是文人墨客。曹聚仁说：海派必以西装、洋话、租界作掩护，而京派素以学问作掩护，因此海派不必谈学问，而京派非谈学问不可。谈不谈学问，差别很大。大学教授纵然把玩性灵，骨子里是严肃的，有学院的方巾气，喜欢掉书袋。而文人墨客做幽默文章，尺度就比较大，虽然鲜灵活泼，不免有轻薄、油滑之感。
林语堂在上海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相信“为人生而文学”的京派教授们对他是颇为不屑的，沈从文嘲笑说：“试想想，二十多岁的读者，活在目前这个国家里，哪里还有这种潇洒情趣，哪里还宜于培养这种情趣？”朱光潜也批评说：“我反对这少数人把个人特别趣味加以鼓吹宣传，使它成为弥漫一世的风气。无论是个人的性格或是全民族的文化，最健全的理想是多方面的自由的发展。”
周作人与林语堂同为闲适派南北领袖，是有微妙差别的。三十年代初，在这两位的推崇之下，晚明小品文大红大紫，洛阳纸贵，“书架上不摆部公安竟陵派的东西，书架好像就没有面子；文章里不说到公安竟陵，不抄点明人尺牍，文章好像就不够精彩；嘴巴边不吐出袁中郎金圣叹的名字，不谈点小品散文之类，嘴巴好像就无法吐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