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文明诞生，智者们就提出了一个恒久的问题。两千多年前，庄子在中原大地上发出了天问：“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个陈述句其实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个体学习能力的有限性与人类知识拓展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我们不妨将它称为“有限性问题”。中国的中小学喜欢把这句话贴在墙上，提醒学生求知若渴。可庄子本人的答案却是否定的，他接着说了一句：“以有涯随无涯，殆已。”陈鼓应先生将它译为：“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就会弄得疲困不堪了。”
西方的智者也发出过类似的感慨。我们都熟悉两位大科学家的名言。牛顿说过：“我好像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不时为拾到比通常更光滑的石子或更美丽的贝壳而欢欣鼓舞，而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完全未探明的真理之海。”爱因斯坦说过：“如果用一个大圆圈代表我所学的知识，圆圈之外的空白就代表着我的无知。……我不懂的地方还多着呢。”他还指出，一个人的知识越丰富，与未知世界的接触越多，就越会感到个体知识的有限性。
明知疲困不堪，那就让我们放弃野心，探讨一个更具可行性的问题。人类已经积累了许许多多的知识，不论其数量如何庞大，总归是有限的。我们在有限的人生里，能否掌握人类有限的知识呢？乍看上去，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否定的。知识的载体是书本，吸收知识就得阅读书本。对于爱好读书的人，平均一周能读一本就很不错了，一年下来也就五十本。假设一生有五十年保持阅读习惯，一辈子也仅能读两千五百本书。
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万卷”经常被作为博览群书的量化标准。有人以为古人的阅读量庞大，其实古书字大，一卷的内容也不多。《道德经》五千言，《论语》长一些，也就一万六千字。据浙江省图书馆的袁逸考证，古书一页大约三百多字，一卷一万字左右。按照一本书十万字保守估算，“破万卷”相当于读过今天的一千本书。当然文言文微言大义，译成白话或许有两三千本，但对于有条件读书的人，一辈子也够了。所以我们不必迷信古人的阅读量。
一个人一辈子能读两三千本书，而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如美国的国会图书馆，藏书量高达几千万册。这一对比让人遗憾——终其一生，我们也只能了解人类知识的万分之一。记得二十年前，我就读的中学有间小图书室，里面存放了几千册藏书。它与国会图书馆相较，就像蚂蚁之于恐龙。就在那间小图书室里，我第一次开始思考有限性问题：“这么多书，我什么时候才能读完？”我在求学期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走进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答案很清楚——我根本不可能读完世界上的书。
不过，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这个问题是不值得担心的，因为知识的累积量如此之小，一辈子足以读完天下书。在庄子生活的轴心时代，人类文明还处于童蒙时期，《二十四史》连一史都没有写出来。世界上各个民族的经验不可能进入他们的世界，十八世纪才出现的现代文明也与他们无缘。《史记》说老子当过周王朝藏书室的管理人员（周守藏室之史），他很可能读过馆藏的所有书籍。
据《新唐书·艺文志》，隋朝嘉则殿的藏书已经达到三十七万卷。如果这一记载可信，那时的读书人已经读不完天下书了。《明史-艺文志》称明宣宗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可谓国家藏书的最大规模。明朝末年，中国江南的出版市场非常繁荣，那时流通的图书品种很可能超过了一个人一生的阅读上限。康熙年间编纂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共1.2亿字，按每天读六千字计算，通读一遍需要55年。据经济史家考证，在十六世纪晚期的西方社会，图书存量很可能也开始突破了一生的阅读上限。
今天，我们花一辈子的功夫，连世界上一个月出版的新书都读不完，因为出版书籍的作者呈指数增长。据纽约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佩里（Denis Pelli）估算，在1400年后的每一个世纪，图书作者的数量都会增长十倍。1800年全球每年约有一万名作者出书，1900年有十万人，2000年则有一百万人。对一个书迷来说，如果他生在古代，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书价太贵，求书不易；生在当代，最大的挑战则是信息爆炸，无所适从。
这辈子，能读遍世界上的书吗？我的答案仍然是肯定的。不过读者可能首先会问，为什么要读遍世上的书？有人可能借助工具理性回答这个问题：为了参加电视竞猜活动，为了在社交时备好谈资，为了在情人面前炫耀学问等等。
我的答案直接诉诸价值理性：读遍世界上的书，就是为了理解世界本身。这就像美食家希望尝尽世间佳肴，旅行家希望遍访全球名胜，浪子希望邂逅天下美色，酒徒希望饮用各国陈酿一样。如果你喜爱一样事物，自然知道其乐趣，不需要其他理由。对于爱好阅读的人，读遍世间的好书是一种理想。庄子说：“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求知的过程达到尽头，就是完美的境界，可以不留遗憾地离开世界了。
遍读天下书是种个人爱好，也是种社会理想。中国古话说“君子不器”，鼓励精英发展多方面的才艺。据伯克（Peter Burke）所著的《知识社会史》，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米开朗基罗那样多才多艺的人物也倍受时风推崇。这种价值观在知识界也有反映。人文主义者皮可（Pico）在1487年的公开辩论中，拿出了一张清单，上面列着九百多个辩题。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两三百年里，尽可能地了解全部人类知识，仍然属于一种可以追求的理想。然而，随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专业化导致分工越来越精细，大多数知识分子逐渐放弃了这一理想。法国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有一条目讨论“文人”，就称人类已经不可能拥有普遍化的知识。今天，绝大部分人在高中后就不再学习一般性的知识了。
然而，世界并非按照专业化的学科分工出现在我们面前。有位叫巴罗的学者曾就职于剑桥大学，他说：“不是一个什么都懂的学者，很难成为好学者。”因为“一部分学问烛照另一部分学问。”美国经济学家鲍尔斯在《理解资本主义》一书中写到：“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之间所划分的界限是非常武断的。这些区隔将社会现实拆成了一个个的小方块，呈现为大学里的各个学科分野，可谓泾渭分明，但却模糊了经济运行的真相。”在这个意义上，遍读天下书可以让我们从全面的视角理解整个世界。问题在于，这是可能完成的任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