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当杨绛过世之后，围绕着钱锺书夫妇生前评价，知识界曾经有一场大争论。虽然早已偃旗息鼓，但问题依然沉甸甸地潜伏在心底。最近读林语堂的作品，又重新浮出水面：从林语堂到钱锺书，皆是以逍遥风流、超脱闲适的道家姿态行走于世，难道他们真的是放弃了家国情怀与天下责任的犬儒吗？我们如何走入他们的心灵世界，这是一种什么样类型的知识分子？这篇小文，暂时放过钱锺书，来说一说林语堂。
一般读者，只记得写《吾土吾民》《生活的艺术》《苏东坡传》的林语堂，那是一个“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写宇宙文章”的优雅绅士，乐乐呵呵，雍然大度。然而，早年的林语堂，也有怒目金刚的时候。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中期，短短十年间，他经历了从战士到名士、从名士到隐士的两度变化。
聪明绝顶的林语堂少年得志，履历显赫，圣约翰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莱比锡大学博士，年纪轻轻就在清华、北大教书。二十年代京城的大学教授，分为《现代评论》与《语丝》两大阵营派，前者胡适是精神领袖，后者以鲁迅为马首是瞻。按照学术出身，林语堂应该归入前者，何况当年留学时胡适还倾其私囊资助过他。然而，林语堂毕竟出身于闽南一个小山村的牧师家庭，山野的自然蛮性让他不同于循规蹈矩的大户人家孩子，从小调皮捣蛋，精灵古怪。他最喜欢苏东坡，说“其可爱处，偏在他的刁皮”。
一个人在阵营对立时的站队，有时候未必全然取决于思想倾向，更多地是一种精神气质的选择，林语堂与胡适、陈西滢在思想上同属自由主义，但他不喜他们过于浓厚的一本正经的绅士派头；相反地，周氏兄弟身上那种名士气，反而更让他感到气味相投。周作人说过，自己身上有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另一个是流氓鬼。林语堂与周氏兄弟、钱玄同这些语丝同人一样，都是“双鬼”缠身，除了绅士气，还有些流氓气或匪气。大凡名士，既是正途出身，体制中人；又落拓不羁，反抗主流。亦正亦邪，集两气于一身。何时为正，何时为邪，要看人生的不同阶段和历史的具体情境。
语丝时期的林语堂，以老顽童的资历，与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笔战，嬉笑怒骂，追随鲁迅痛打落水狗，抗议政府对女师大学生迫害，还在街头用竹竿、砖石与警察打仗，很有一种战士的气魄。对方骂语丝派是一群“学匪”，林语堂索性接过来，以土匪自居，写了一篇《祝土匪》，讽刺学者虽然讲道德、士风，其实最爱的是自己的脸面。“惟有土匪，既没有脸孔可讲，所以可以比较少作揖让，少对大人物叩头。”太太很为丈夫担心，责问他为什么不好好教书，要去管闲事骂人？林语堂笑吟吟地回答：“骂人是保持自身尊严，不骂人时才是真正的丢尽了学者的人格。”
北洋时期的北京，虽然政局混乱，但各路军阀，对读书人还算客气，只要不骂得太痛，听凭他们去折腾。乱世，是政治的不幸，有时却是文化的盛世、读书人的狂欢日。周作人说过：“文学方面的兴衰，总和政治情形的好坏相反背着的”。国家不统一，没有强力政府，纲常絮乱，文坛上人各“言志”，有思考和说话的自由，文学就有繁荣的春天。相反地，在太平盛世，统治者有精力来管文化，思想定于一尊，文学进入“载道”的路子，便进入了萧条的秋天。果然，等到北洋政权垮台，等来了国民党的一统天下，读书人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四一二大屠杀让林语堂见到了太多的血，新派的国民党杀起人来，比老派的北洋军阀更狠、更无人道，而且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对舆论的钳制也是清末以来所未见，仿佛一夜回到了雍正乾隆年代。
1928年，寓居上海的林语堂将前几年在北京写的战斗檄文编为《翦拂集》，在序言中流露出无限的悲哀：“勇气是没有了，但是留恋还有半分。远客异地的人反要做起剪纸招魂无谓的举动；南下两年来，反使我感觉北京一切事物及或生或死的旧友的可爱。”严酷的舆论环境，令他不再想作无谓的牺牲，他告诉青年读者：“时代既无所用于激烈思想，激烈思想亦将随而消灭。这也是太平人所以感觉沉寂的原因。有人以为这种沉寂的态度是青年的拓落，这话我不承认，我以为这只是青年人增进一点自卫的聪明。”
在政治高压之下，《语丝》同人分化了。鲁迅依然以自己的特立独行，坚守战士的姿态。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则从战壕里撤出，躲到一边变为了名士。郁达夫说：“我不是一个战士，只不过是一个作家。”周作人感叹：“清醒地都看见听见，又无力高声大喊，此乃是凡人的悲哀。”躲在八道湾胡同的知堂老人——其实并不老，只是心老了——看透了如今的民国，又回到了绝对专制的明代：“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林语堂也在上海的租界里发牢骚：“读书人谈不得国事，只好走入乐天主义，以放肆狂悖相效率。”
于是，周作人、林语堂这两大名士，一北一南，办了两份杂志《骆驼草》和《论语》，不再谈国事，讲闲话，玩古董，“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以林语堂为主心骨的《论语》第一次以“幽默”为标榜。他解释说，孔子的两部大作，《春秋》可以匡正世道人心，挽既倒于狂澜，跻国家于太平，让乱臣贼子发生恐怖。而《论语》，实在是老夫子的幽默之作，“孔子是一怀才不遇者，怀才不遇而不慷慨悲歌，此乃孔子幽默之最特别处及出发处”。
《论语》时期的林语堂，虽然隐在租界，却算不上真正的隐士。他有名士的超脱潇洒，更有名士的愤世嫉俗。表面看起来平淡冲和，其实内心是有忿忿不平之气的。他与周作人都自比明代的名士，但正如周作人所说，“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循的色彩，但根本是反抗的”。中国的名士，从魏晋的竹林七贤、明末的公安竟陵，到民国的林语堂、周作人，悟透了统治者的残暴、社会的不讲理，他们不满、愤怒、悲伤，却有深刻的无力感，不得已打起精神，佯装成风流倜傥的潇洒，然而，在安全的半径范围之内，还是要对看不下去的黑暗讽刺几句，虽然是以幽默、调侃、正话反说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