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先考察一下当今世界上的几类读书人，看看他们是否做到了“遍读天下书”。说起最有学问的人，我们首先会想到大学里皓首穷经的老教授们。他们确实读过很多书，但是大都集中在专业领域里。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教授，部分原因在于放弃了其他领域的知识。这些学者虽然在某一领域被称为专家甚至大师，但在庄子这样悟彻天地的哲人看来，仍然属于“小知”，散发出一股学术上的工匠气息。他们“拘于虚，笃于时，束于教”，知识范围受到空间、时间和教条的限制。很多人自甘与这种限制，碰都不碰“非专业”的书籍。这里我不是要批评专家们——没有专业主义现代社会就不可能运转，只想指出他们的学术气质与理解世界的旨趣相去甚远。
公共知识分子是第二种读书人。与专家相比，他们就很多问题发表看法，而不局限于专业领域。公知提供的知识产品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因为他们必须对刚刚发生的事情作出反应。由于时间上紧迫性，他们不会花多少功夫阅读和思考，就匆匆下笔了。公知们看上去无所不知，但都懂个皮毛。他们不一定真正理解自己谈论的事物，因此很容易遭到专家们的反驳。这里我也不是要批评公知们——思想市场上只要有即时性的需求，就会有人来提供产品。他们的观点即使错误或偏颇，也自有其价值。不过，公知们的阅读总是随着时风变化，他们不可能读遍世上的书籍的。
第三种读书人可以被称为理论家。不少知识分子都意识到有限性的问题，他们的解决方案是找到一种理论，用来在整体上把握世界。哲学无疑是这样一门学问，哲学家们试图在最抽象的层次上理解世界。我曾经遇到美国某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他这样解释为何以哲学为业：“我只有一辈子，所以我选择当个哲学家。”除了哲学家，科学家们也尝试着找到一种“万有之理”，它能够解释世间万象。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多伊奇（David Deutsch）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看来，量子力学、计算机科学、进化论和认识论这四种理论组合在一起，已经构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万有之理。
追求抽象解释的哲学家和万有之理的科学家都值得我们敬重，但是阅读爱好者并不满足于仅在宏大的理论层面理解世界，而忽略令人兴味盎然的精彩细节。一位影迷不会只读电影学理论，而不去观赏影片；一位地理学家不会只研究空间结构，他也要做一番实地考察；一位鸟类爱好者不会只琢磨进化论原理，他也想知道每种鸟类是如何进化的。类似地，一个书虫不能只研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也要欣赏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全集》。
考虑到人一生的阅读限度，我们有可能读完这些书吗？我们不可能读完，但可以读遍。一位旅行家游遍整个意大利，并不意味着他走过了那里的每一里土地。同样，一位学者精通几何学，并不意味着他读完了该领域内的每一本著作。随着阅读量增加，我们对文学的欣赏品位会越来越高，对科学的认识程度会越来越深。如果你想打通某一领域，只需要挑出一部分进阶和经典的书籍，其余绝大部分是不必读的。所谓“书山有路”，读书就像爬山。你可以从山脚下任选一条道路拾级而上。那些台阶就是进阶书籍，山顶则是经典书籍。
我们在图书馆里容易产生“书海泛舟”的茫然之感，这是书籍的排列方式导致的。如果图书馆不仅按照分类，而且根据品级从低到高地摆放书籍，每一门类的图书就会形成一座小金字塔。若想遍读天下书，我们的任务就简化为从每座金字塔的塔底读到塔顶。将人类已有的知识分为25个门类——包括政治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等学科，假设我们为掌握每个门类的知识，需要从塔底到塔顶读一百本书，这样加起来就是两千五百本书。根据前文的计算，一个人一辈子是可以读完这些书的。
现实中是否有这样的读书人呢？任何大学都不会按照这种知识结构培养学生，不过某些书虫还是可以选择自己的阅读生活的。澳大利亚的书评家易丹尼（Danny Yee）就是其中一位。根据他的书评网站上开列的图书类别，这位阅读界的杂食动物享受的美味包括进化论、计算科学、科学小说、政治学、社会史、法国文学和侦探小说等等。即使气象学、北极考察、非洲文学这些“微量元素”他也分别摄取过两三本。
2006年夏，我曾到悉尼大学专程拜访过易丹尼。他告诉我，他在大学本科时读物理专业，后来还读过两年博士。可他的阅读胃口越撑越大，为此放弃了博士学位。易丹尼在悉尼大学从事一份兼职工作，省下时间用于读书，一周平均读两本。当时他正在读两部著作，一部讲新西兰的历史，一部谈动物的骨骼。我问他是否考虑以后接着读博士——“很可能不会，”他莞尔一笑，“不过，如果真要念，从考古学到分子生物学，我可以申请二十多个专业的博士项目。”
读遍世上的书，是对人类生活可能性的一种探索。很少有人真正完成这种探索。不过，我们知道这种人确实存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映射在他们的头脑中，还是会感到欣慰的。说到底，人是一种渴望完美的动物。
写于2017年世界读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