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解释一下，我为什么只说“贵族”如此，而不说平民？因为那时的社会是由贵族把持的，贵族人数很多，从高级贵族到低级贵族，都住在城里，他们都是所谓统治阶级，都是享有政治权利的；而劳动人民一般是原住民或者被征服者，或者既是原住民，同时也是被征服者，这些人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利。
周朝，尤其是西周和春秋时代，是个宗法社会，治国依靠的是礼制，简单说就是非常强调等级秩序，等级秩序的稳定就意味着社会的稳定，我们说中国是个礼仪之邦，源头就在这儿。而礼制是针对贵族阶级的，对草根阶级用不上，所以说“礼不下庶人”，这可不是指对草民百姓可以不讲礼貌。即便到了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孟子还都认为“无恒产者无恒心”，对草根阶级是没什么高要求的。让他们“爱国”？根本谈不上。
国家是贵族的，而且是贵族集体的，在周代前期尤其如此。那时的社会“群龙无首”，周天子并没有多大的权力，自己的直辖地盘只有很小的一块，其他地方都分封出去了，地方诸侯们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只要经常向天子进进贡，有事的时候帮天子打打仗就可以了。那么，贵族们有强烈的爱国观念吗？也没有。诸侯们爱自己的封国胜于爱他们头顶上的周朝，到底自己的封国才真正是“我的地盘我做主”，是自己的命根子。
那，每个诸侯国里的贵族们都爱各自的诸侯国吗？也不是。当时的社会制度是：像周天子分封诸侯一样，诸侯也要分封自己手下的那些小贵族，这些小贵族其实也不算小，他们有自己的领地和军队，对诸侯国国君要尽的义务就和诸侯国国君要向周天子尽的义务一样。而这些小贵族还要把自己的领土、人口和军队再分封给更小的贵族，互相的权利和义务也还依次类推。所以，在那个时代里，“家”的观念胜过“国”的观念，一个叛国的贵族并不就会受到普遍的非议，可他如果叛了家，或者把自家给搞垮了，那可是不容原谅的罪过。
这一点现代人不容易理解。要知道，当时较大贵族的“家”几乎就是一个小国，我在前文不是讲过叔孙穆子和竖牛的案例吗，叔孙穆子是鲁国的大贵族，他的“家”几乎相当于全国的三分之一，比一些小诸侯国的全国都大，竖牛作为他家的管家，也几乎就相当于一个小国总理。而叔孙穆子作为叔孙氏的当家人，在处理重要事务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一般标准，是要把自家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前的。
周朝这种政治结构发展下来，就使得每个诸侯国里几乎都产生了国君和大贵族的权力之争，争斗的趋势是掌权者越来越少。有的国家最后是君权压倒了大贵族，而有的国家则相反，比如鲁国，三家大贵族实际上已经把鲁国瓜分了，鲁国甚至有一位国君被三家联合赶到国外去了，一直都回不了国。这三家大贵族就是孔子经常念叨的“三桓”：季孙氏、仲孙氏、叔孙氏。叔孙穆子就是叔孙氏某一代的大当家。
晋国比鲁国更过分，六大家族斗来斗去倒了三家，剩下的三家居然公然瓜分了晋国，从此中原大地再没有了晋国的名号，原来的晋国版图分裂成了韩国、赵国和魏国，这就是标志着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分野的重大事件“三家分晋”。
任何事情好像都很难说没有特例，在战国时代的楚国，出了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
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屈原这时候已经到了战国时代，社会体制和社会风气都和西周、乃至春秋时代不大一样了。再者，楚国对于周朝来讲其实是个“外国”，受中原华夏文明影响不大。这点我在《孟子他说》第三册详细讲过，现在简单讲讲：楚国原本是在商代晚期加盟到周人阵营的，后来又退了出来，这就大体相当于一个加盟国退出了邦联（简单说，邦联是比联邦更加松散的联邦制），倒也无可厚非。而且事实上，楚国一直以外国自居，楚王很早就称了王，和周天子平起平坐，中原诸侯们也都不把楚国当自己人，只当他们是南蛮子，是未开化的蛮族。还有第三点是：屈原是楚国贵族，和楚国王室是同姓的一家人。所以，虽然他只是个小贵族，但楚国也有他的一份，甚至可以说，楚国就是他们芈家的。
芈，读“米”。奇怪吧，屈原怎么又成芈家人了呢？
楚国的国王姓芈，前边讲过，一个“姓”会渐渐分成许多“氏”，芈姓就分出来熊氏、屈氏、景氏等等，所以屈原的“屈”并不是他的姓，而是他的氏，“原”也不是他的名，而是他的字，如果按照现代人的称呼习惯，我们应该叫他“芈平”——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芈平。
所以严格说起来，爱国主义是个后起的观念，甚至可以说是个现代观念，最好不要轻易往古人身上去套。话说回来，对于可能是《易传》作者的那些楚国学者来说，他们对秦帝国的态度恐怕不是出于什么爱国主义，而是出于历史上的仇恨渊源和既得利益的被剥夺，还有自由思想的被钳制。
——呵呵，一家之言，推想而已，可别问我要什么充足证据。不过我倒愿意顺手把托马斯·潘恩的一句名言摘录过来，让大家看看他老人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种心态——“我的国家是世界，我的宗教是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