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临床工作是医生的“里子”的话，行政职务、科研、教学工作，则成为医疗行业的“面子”。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让“里子”和“面子”相互带动，是医生勉力为之的生存之道。其中的佼佼者则成为集官、医、研、师于一身的“超级医生”。
美国的医疗体系使用调节手段引导临床医生的职业选择，避免赢者通吃、名利双收——“里子”和“面子”是不能都要的。
谁都知道美国医生收入高，但是在美国医生中又数那些会看病的医生收入最高：私人开业的医生挣钱最多，普通医院的医生次之，教学医院的医生最少。而在所有教学医院中，越是名校的教授收入越低——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当教授有足够的“面子”，但是他挣的比当地的私人医生要少得多。
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执业的华人神经科医生王明涛对美国医生的收入情况总结道：大城市的比小城市的少；城市里的医生比农村的少；做科研的比干临床少；医学院教授的收入可能比刚毕业的医生少。这种收入差异的调节作用，也使医生资源得以均衡地分布。他说，“希望中国能改变这种状况：不会弄小白鼠的医生都不是名医，不会写SCI文章的医生不能晋升。这样的话，会看病、会做手术的大夫很受伤。”
在美国，医疗服务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医疗体系鼓励医生靠自己的临床技能和服务质量而获取酬劳。医生在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时就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在“当教授”和“做临床”之间做出选择。
在美国5500多家医院中，仅有1038家承担教学任务，供职于教学医院的执业医生只占近百万美国医生总数的7%～9%，只有这部分医生才涉及到“职称评定”的问题，其余90%以上的人就是一名纯粹的医生，他们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当好病人的“服务人员”。
由于美国医生并不存在灰色收入，因而提高临床技能、尽心尽力地向病人提供优质服务，就成为医生获取高收入的唯一途径。这也是我在就诊时直观地体会到医生就是“服务人员”的原因。
中国当然不需要处处都学美国，医疗体制也是如此。但是中国瞻前顾后的医改进行了20多年，从来没有触动过体制的根本，如今仍被医患双方所诟病。医改的“政府派”与“市场派”之争由来已久，而实际上，不论采取什么路径，其目标无非是让服务有效地回归到医疗工作的核心。如果不是这样，将来必然还会有人进行论文造假——除非让医生从“人民的名义”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