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需要写论文的，有的医生不仅不需要写论文，甚至连看病都不是他们工作的主要目的。例如，我曾经亲耳听一位私立医院老板对他属下的医生训话说，“不要告诉我你是哪个医学院毕业的、有什么职称，在我这里，能从病人身上多赚到钱的，就是好医生。”
还有一类医生，看病也不是他们工作的重点，举一个极端的例子：韩启德先生是现任中国医师协会名誉会长，但是他只在40多年前在陕西临潼的公社卫生院里给人看过病。这位当今中国医学界位高权重的人，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做的都是心血管疾病的研究，而不是看病（在医疗界通常又叫做“临床”），虽然他一直在著名的北医三院（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工作。韩启德可谓是“专门写论文的医生”，正规的说法，应该叫做医学科学家。
可见，医生并不是人人都精心于看病的。所以，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当我们谈医生时，我们在谈些什么——不能把那些在大大小小的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人都混为一谈，虽然，这些人平时统统都被称为医生。
那么，在医生当中，既要看病，又要想尽办法发表论文的是哪些人？在国际出版商施普林格（Springer）撤销近年来发表于《肿瘤生物学》杂志的107篇造假论文（其作者几乎全部来自于中国）之后，有网络媒体整理出这些论文的作者名单予以公布，总共包括524名中国医生。浏览一下这份“白大褂的黑名单”你会发现，作者绝大多数来自于医学院附属医院，或者省、市级的主要医疗机构。
我在微信朋友圈留言说，“看病就要找这样的医生，他们是因为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临床上，才进行论文造假的。”这并不完全是一句玩笑话——起码，那些按照私立医院老板的要求去看病的医生，不可能出现在这份名单里吧？再则，那些来自基层医院的医生，或者在大医院里不是“业务骨干”的医生，也很难成为一篇英文论文的作者——即使它因为有瑕疵而被撤销了。
既然做的都是性命攸关的工作，难道医生基本的工作准则和诊疗水平不应该大致是一样的吗？不！中国的医院是分三六九等的，医生也是。
首先，在公立医院与私立民营医院之间就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根据国家卫计委统计信息中心2016年11月底的统计数据，中国现有公立医院12747个，民营医院16004个。民营医院的数量比公立医院还多，这个事实可能与你平时就医的经验是相悖的，但是另一个数据或许能解决你的疑惑：去民营医院看病的人次还不到总数的1/8。两相比较，就能看出民营医院在中国处境不堪了。更不用说，“莆田系”的污名让整个中国民营医疗行业一直跟着背锅，这个“锅”造成的损失是难以用金钱来计算的。
用“资本嗜血的故事”来挞伐“莆田系”，是我们做了20多年、如今已经不太有兴趣做的事了——最近的一次是魏则西事件。可是，对“莆田系”的围剿并没有造成其衰落，它迄今仍然是民营医疗行业的一支生力军。
事实上，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其诚信建设不能被寄望于唤起它的道德自觉，而应当通过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然而，中国的制度现实是，医疗资源是通过强力的行政化手段进行分配的，公立医院不仅拥有基本的政府投入，而且还以准入、规划、融资、评级、编制、科研、医保等方面绝对的政策优势，在市场上参与竞争。
而民营医院在逼仄的市场空间里，大多不得不扮演“拾遗补缺”的角色，虽然其数量有所增长，但为了在夹缝中生存，不时会暴露出“嗜血”的本性，也难以摆脱“坑蒙拐骗”的信誉危机。这样的格局，造成了中国的公立与私立医院虽然都是医院，但是二者在外部运行环境和内部管理诉求上的迥然不同。
世界各国私立医院所占比例、私立医疗机构的发展程度各不相同。但是需要着重提出的是，世界上多数私立医院发达的国家，都以发展非营利性私立医院为主。
例如，美国私立医院数量占全国医院的近80%，但是其中营利性私立医院数量仅占不到15%——只有一小部分私立医院是专门为富人服务的，其余的非营利性私立医院多为宗教团体和慈善机构出于救助穷人的目的而开设的，其中就包括麻省总医院、梅奥诊所、克利夫兰医院等实力雄厚的医疗机构。这与我们对民营医院“嗜血的资本”的理解大相径庭。
二
医疗是一个高度知识密集型的行业，对于其最核心的资源——医生，中国的公立医院以压倒性的平台优势，而拥有致命的吸引力。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一名医学院校毕业生一旦正式入职北京的一家公立医院（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的北京户口问题将随之解决，同时他将获得事业单位的所有福利待遇及其附加的无形资源的积累——按照现行政策，一直到退休他都将在养老金双轨制中成为受益者。而假如这名毕业生受聘于一家民营医院，无论这家医院规模多大、待遇多高，除了给老板当高级打工者以外，他还能指望拥有别的什么呢？
60多年前，通过对私立医院、教会医院和民国时期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国立医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人民的名义建立起中国的公立医院系统，所以它们迄今仍被称为“人民医院”。比照人民教师、人民警察之类的称呼，公立医院的医生应当被称为“人民医生”；与之相对应的，私立医院的医生也就堪称“江湖医生”了。
二三十年医疗改革的结果是，动摇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同时并未建立起完善的市场化医疗体制；这一结果反映在医生的生存状态上就是，人民医生赚起人民的钱来，比江湖医生拥有更大的优势。
公立医院是一个优质资源集中的行政化体系，医生更愿意绑定在这个体系上，而不会轻易跳槽成为江湖医生。在这个体系内部要想分得更多资源，就需要遵循行政力量所设定的考核标准，而这种设定未必总是围绕医疗服务的——发表论文，就是这种考核的方式之一。中国医疗界屡屡出现论文造假丑闻，其背后的逻辑之一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