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上野，一般人会想起樱花和博物馆，但对于很多年长的东京人来说，它还是“东京玄关”——在1954年起的21年间，从日本各地乡村滚滚而来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大多从此进入东京，开始了他们“农转非”的人生。
二战结束后10年，进入高速发展期的日本，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社会景象——以东京为代表的大都市开始形成都市圈，其中的企业和商店为了应付高速增长，产生了“用工荒”，最严重的时期劳动力供求比达到1:3。而在乡村，日本特有的“长子继承制”依旧，二男三男没有土地和房屋可继承，过去他们还可以去参军或者进劳动力密集的煤矿，但战后由于军队不复存在，加上石油和电力逐渐替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因此日本乡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劳动力过剩，特别是在家中平均兄弟数6个以上的东北地区，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因此，自然而然的，从1950年代开始，大批乡村年轻人自发涌入城市，而政府顺应这一趋势，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当年的歌星井泽八郎有一首流传颇广的歌：《啊，上野站》——“上野是心中的车站，假如人生必须从哪里开始，我宁愿是这里，因为车厢里还有故乡的气息”。当年，成千上万的打工者，怀着思乡之情和对未来的忐忑，唱着这首歌，从全国各地来到东京。
1954年4月5日下午3点33分，第一列专门运送农民工的临时夜行列车从青森发出，开往东京上野，拉开了长达21年的日本城市化大幕。
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日本用20多年的时间即完成了城市化改造，城市化率从30%一跃而成70%，这期间，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人口持续增长，其中以东京为最，目前东京都市圈人口为3700万，占日本总人口的30%，相当于纽约和伦敦之和。如此迅捷的社会转型是否产生过问题，特别是像“留守儿童”这类对于乡村家庭的亲情撕裂现象？——这是我此次赴日的主要课题。
户口
日本有户籍管理，但没有限制；只有“誊本”，没有户口本，任何人（包括取得居留权的外国人）准备长期出行到外地的时候，只要把自己的“誊本”从当地登记迁出，再于14天之内到所在地登记即可，不存在城市和农村的差别——这一点从根本上消除了以户口划线，制定各种“区别对待”的可能。任何人在本国国土上，自由迁徙，并且能够随处享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
为了对接城市和乡村的用工需求，1960年代，日本政府在全国设立了“公共职业安定所”，由政府出面一边搜集企业用工信息，一边跟学校合作，将整批的中学毕业生集体送至城市就业，史称“集团就职”。
在一部摄于1959年、名为《就职第一年》的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日本典型的“农民工”，他们是来自鹿儿岛中学的“集团就职者”。作为战后教改一个重要内容，义务教育从6年延长至9年，影片中的这些年轻人恰好赶上了劳动力市场上的紧缺。根据《高速经济增长期的集团就职者》的数据，从1950年开始，城市劳动力的充足率（就职者人数/需求数）从接近80%，一直降到1965年的不足25%.也正因为此，这些被称为战后“金卵一代”的打工者受到了政府、社会和雇主的高度重视和呵护——虽然在早期也发生过社保不健全、工资拖欠和劳动条件恶劣等情况，但在一个劳动力卖方市场中，这些都通过市场和行政手段迅速得到了纠正，从而也保证了日本没有像拉美国家一样，出现由于工资低、保障差形成的大量城市低收入阶层和贫民窟。
住房
《就职第一年》记录了这些年轻的集团就职者们在大阪的日常生活，除了严格的入职教育、体检外，为了让打工者居有定所，无论是纺织厂、建筑公司、机械厂还是商店，都为初来乍到的打工者安排了宿舍。当这些打工者进入到成家立业的年龄，由都市再生机构（UR）建设的大规模高层公屋开始接力，这些住宅被称为“团地”，因为设计时配套了当时时兴的三大件：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比起老旧的木质单门独户的房子，团地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时髦和理想的住房。
在江户东京博物馆的一角，可以看到按照1:1的比例还原的典型团地“一户建（供一家人居住的公寓）”，虽然平米数不大，但小巧紧凑，一应俱全。根据博物馆展出的资料，这些在团地生活的外来务工家庭，除了上面提到的三大件，在收音机、电视机、电饭煲等小家电拥有量上也都领先东京平均水平，可以说率先进入现代化生活。此外，所有公营团地都是出租房，入住顺序不再像之前公屋一样排队，而由抽签决定。并且门槛极低，无需保证人，虽然有年薪和儲蓄的门槛，但如果提前付清并不昂贵的1年以上的房租和押金，任何人都可以入住。
孩子入学
住房解决了，那么孩子的入学怎么办？当时的东京等大城市，实际上并没有对于大量务工人员的涌入做好准备，日本虽然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但对于城市人来说，因为户口的不存在，没法展现“原住民”的傲娇。
当大量的集团就职者结婚生子，本地学校的容纳力迅速出现问题，城市政府没有选择限制“外来人口”，而是一方面在已有学校中扩容，加大班级学生数，开设更多班级，另一方面通过借用、租用等方式，动用力量大量建立应急式公立学校。因为日本的公立学校教师会按照一定的周期流动，不存在新老学校间的师资差别，因此不论临时急就的学校教学硬件如何，在师资能力、教育理念等软件上，同其他城市学校基本不存在差别。
随着城市的逐步扩张，一些原本位于边缘地带的街区演变为“中心区”，到1970年代，新开设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由于后发优势甚至后来居上。当年人满为患的大班教育、临建设施不仅追上甚至赶超老校，当年农民工的子女也顺利完成教育，在升学就业和心理上与城市原住民孩子没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