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日本必游京都，游京都必游鹿苑寺和龙安寺。
鹿苑寺看的是金阁，可能在我们中国人的法眼里小了点儿，映雪最好看，春绿秋红也很搭，皆因它金“壁”（1980年代贴的金）辉煌。若读过三岛由纪夫的小说，不妨寻思一下年轻的和尚到底该不该一把妒火烧了它。1950年代重建，因而算不上国宝。
龙安寺里看石庭，一片沙砾，十五块石头，叫作枯山水。明治维新后废佛毁释，龙安寺衰败，直到1975年英国伊丽莎白二世来看了说好，这才变成景点。游客们走累了，正好坐在檐廊边歇脚，看着看着就看出睡意或禅意。
游过了之后定神回味，兴许就惊奇这两座寺院同属临济宗，所呈现的美却大不相同：金阁寺豪华，枯山水简素。有人说日本文化的特色，一言以蔽之，那就是简素，至于其来由，在于日本人具有自我抑制性，但看看京都，到处都不大像这么回事。京都人讲究，“京友禅”的绚丽，“京果子”的精致，虽然有“京料理”店有叫梁山泊的，却不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简素之美从哪里来的呢？
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在京都的室町兴建“花御所”，那里便成为幕府所在，史称足利家族掌权的一百八十年为室町时代。义满三十七岁（1394年）把将军职位让给九岁的儿子，翌年出家，在京都北山营造山庄，叫北山殿。其中有一座舍利殿，三层，里外贴金，叫金阁。义满死后北山殿按遗嘱改为禅寺，名称取自他的法号“鹿苑院殿”。
明朝不接受绕过天皇的朝贡，义满几经挫折，最终被封为“日本国王”，也曾在北山殿恭迎明使，拜接诏书。他掌控跟中国的贸易，归依禅宗，酷爱“唐物”（中国舶来品）。以义满为中心的文化主要是从中国输入的，叫北山文化。
15世纪后半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义政不问政事，脱离现实，学祖父义满在京都东山建造山庄，其中心建筑是二层的银阁。义政死后山庄变禅寺，名为慈照寺。义政是艺术天才，能、茶、花、连歌、园林等艺术在他的庇护下绽放。他和周边的人把禅宗的枯淡、净土宗的隐遁混为一体，倾心于简素。这种武家文化叫东山文化，代表了室町时代的文化。
武士们修禅、饮茶，自我修养，努力贵族化。大约9世纪前后遣唐使带回来唐朝的团茶，但未能落地生根。荣西和尚重新渡海拿回来茶，中国已经是南宋，喝的是抹茶。镰仓幕府第三代将军源实朝“二日醉”（宿酲），到镰仓传教的荣西给他喝茶汤，大概很有效，茶推广到武士阶层。他们征战杀伐，有今天没明天，正好用茶与禅慰抚那颗野性勃勃的心。
达官贵人收藏了很多的唐物——水墨画、陶瓷器、铜器、漆器、文房四宝，要装饰，要显耀，就需要相应的房间。平安时代的贵族宅邸是“寝殿造”，偌大的房屋基本用屏风之类间隔，不铺榻榻米。室町时代武士的宅邸里有了客厅，并仿照禅寺的僧房，设计出“床之间”和“书院”两个空间。床之间悬挂字画，摆设花瓶或香炉，书院放置文房四宝等，窗明几净好读书。这款住宅叫“书院造”。在武家大宅院里举办茶会，来客先鉴赏主人的唐物，然后入席品茶。等级森严，点茶的人是沏茶倒水的身份，并不当客人面表演，而是在茶房里点茶端过来。
茶从禅寺也流入民间。足利义政当政时发生“应仁之乱”，殃及大德寺。为重建这座临济宗寺庙，一休和尚到叫作“堺”的地方化缘。堺距离京都、大阪、奈良都比较近，14世纪作为海上贸易的港口一下子繁荣起来。商业兴旺，商人形成一大势力。风波险恶，他们像武士一样有今天没明天，趋之若鹜地追随一休。有个叫村田珠光的，经商发财，好茶，也跟着一休参禅。这时海西边又变成明朝。一休把宋朝高僧圆悟克勤的墨迹送给珠光当毕业证书。此墨迹是日本国宝，但一休是不是珠光之师则存疑；茶道有史，半为传说。
商人没有武家豪宅，没有那么多唐物，他们有的是对抗武士阶层之心，干脆唱对台戏。珠光在四叠半大小（一叠，即一张草垫子，长方形，不足二平米）的房间里搞茶会，主人和客人挤在一起，不分身份，对等互敬。不拘泥于“唐物庄严”，提出“混淆和汉之界”，唐物不够用，那就用本土烧制的茶具。所以茶道自来有两套，一套是室町将军及上流社会在六叠以上的宽敞房间里举行的“书院茶”，一套是下层社会因陋就简的“草庵茶”，即所谓“侘茶”，珠光被仰为侘茶之主。后来千利休借助当权者的势力做大做强，草庵茶成为茶道的主流，但书院茶也不曾衰歇，流传至今。
1502年，珠光死，绍鸥生。武野绍鸥也是堺的豪商，传说有一幅南唐画家徐熙的《白鹭图》极为精美，却被珠光装裱得枯淡，绍鸥从图与裱的对比中悟出草庵茶的味道，也就是茶道。他的审美主张是草棚拴名马，简素其外，奢华其内。他进而把四叠半的房间加工成四面土壁，其表更素。珠光重视中国禅僧的墨迹，“墨迹第一”，而绍鸥在床之间挂日本人挥毫的和歌，茶也有了本土味。
千利休生于1522年，堺人。十八岁时被绍鸥邀请，他请求缓一天，特地去京都做衣、剃发，然后登门，令绍鸥感动，可见他看重形式。织田信长把第十五代将军赶出京都，室町幕府灭亡。起用利休，用茶道建立新的武家礼仪，为他打天下服务。部下造反，信长自杀，利休接着为统一天下的丰臣秀吉服务。利休既是茶人，又是政客，既为秀吉举办盛大的“北野大茶会”，也在小草庵里搞侘茶，似乎不拘泥于一端。他把吃茶的空间缩微到二叠，将将能促膝，这样无所不用其极，似也出离禅精神。茶勺，珠光用象牙的，而利休用竹子做，勺柄当中有个节，令我们以为是当代艺术。利休指导陶工长次郎烧制“乐茶碗”，据说长次郎祖上从大陆渡海而来，他本来是做瓦的，而且不用辘轳用手捏，烧出的器物不规整，不匀称，这是技术问题，并非故意为之，利休却捧在手里惊“侘”。上世纪80年代北京曾流行喝大碗茶，自有平民之俗，却不曾审出美来，听说早已换了描龙画凤的杯盏。中国的审美传统和权威约束不了利休的偏奇，仿佛在平安时代已全盘接受的完整之美被打破，造成草庵茶的美意识。不过，不仅禅思想，宋朝文化也趋于尚简，利休倒是顺乎了中国文化的潮流，而东山文化所嗜好的唐物多来自中国南方的民窑，未必是中国的一流文化。茶道的一招一式，把我们看得莫明其妙，追求的却也是形式的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