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鹿儿岛机场自动扶梯旁，我看到了西乡隆盛。肥壮的身形、硕大的头颅，左手抚着腰中剑，一位经典化的武士。每个日本人都熟悉这个形象，近代日本史上，很少有人比他获得更神话的位置。人们普遍相信，他既代表着维新志士最刚烈、勇敢的一面——一小群人推翻了庞大、腐败的幕府，把日本引入了现代之路；他还代表了一个强者之温柔——主动放弃权力与财富，与被新历史进程遗忘的武士、平民站在一起，维护失败者的尊严。
这个西乡隆盛有一点不同，他右手还牵着一头黑牛，给威严增添了一丝农夫式的憨厚。“鹿儿岛黑牛，日本一团体综合优胜”，画像一旁的标语上写道，有趣的是下面还有“和牛维新”四个字，显然一切都和明治维新150年纪念有关，这头黑牛也将更新日本牛的精神。
这则广告也象征了西乡隆盛另一重身份。他是明治维新的领袖，但只有在家乡鹿儿岛，他才是无处不在的存在，既激起神话式的赞叹，又有乡人般的亲切。他的铜像挺立在山脚下，他创建的学校遗迹仍在，路旁的石墙上仍有着他战斗时留下的弹孔，关于他的记述与评论排满了书店的一角，他的卡通形象被张贴在建筑工地的外墙上，他的公仔堆满礼品店的柜台，两抹粗眉引人发笑……
更重要的是，他仍存于每个人的内心。 “敬天爱人”，一位白发老人在纸上写下她认为的西乡哲学；“我会把他留下来”，一位居酒屋女店主说，倘若西乡来访，要奉上熬了两天两夜的排骨，她猜他喜欢这浓重的糖醋味；一位琴师则想在他自裁前夜，为他奏一曲萨摩琵琶，这四弦乐器像示现流剑术一样是本地标志，它的哀伤、凄婉与刀锋上的寒光、残酷代表着武士的两面。
樱岛和鹿儿岛市街风貌樱岛和鹿儿岛市街风貌
沿甲突川散步时，满眼都是风中舞动的明治维新150年的彩旗，河畔的纪念馆被称作 “明治维新故乡馆”。在此地，维新不仅是一桩重大历史事件，更是一次地方行动，浓重的自豪感弥漫于各处。要为西乡炖排骨的女店主快活地说，倘若西乡在西南战争中获胜，鹿儿岛就会成为现在日本的首都吧。
玩笑背后也是一种失落。比起150年前的萨摩藩，如今的鹿儿岛失去了其领导性。高山曾阻碍萨摩藩与江户、京都的联系，通过海洋，它与中国与东南亚却有着长久的贸易往来。因为远离权力中心，它也有更多的思想与行动自由。早在1868年前，萨摩就已经进行了诸多现代化的举措，开设工厂、制造轮船，派遣留学生，西乡隆盛这些变革者也在这样的气氛中成长。
今天的鹿儿岛港湾异常平静，偶尔才见渡轮与划水的舢舨掠过，坐在仙岩园中昔日藩主岛津齐彬的坐席上，再难想象千帆竞过的繁盛景象。新的全球化取代了19世纪的贸易世界。
这失落也与1877年的战争相关。为了维护地方精神与武士荣誉，西乡隆盛率领乡间子弟反抗中央政权，这次失败也意味着一代地方精英骤然逝去，这历史的伤口多少令人想起内战之后的美国南方。对于西乡隆盛的传颂，也是对这种失败的逆反，鹿儿岛或许在现实战斗中失败了，志士们的精神却长存。西乡隆盛比任何一位维新志士的名声都更持久，并随着岁月流逝愈发令人敬佩，他代表着现代世界失去的道德勇气。
多年前，我在梁启超的书中，第一次看到西乡隆盛的名字。百日维新失败后，谭嗣同劝梁启超逃走自己留下，用了月照与西乡的类比，他要向月照一样死去，梁启超则应像西乡一样活下去，把未尽事业推进下去。
我很是怀疑，这些年轻的中国变革者对于日本的倒幕与维新有多少了解。他们不知道，或许也会刻意忽略掉，日本变革的复杂性，把它更单纯地理解成个人勇气与决断的胜利。康有为曾劝说光绪皇帝，只要他像明治天皇一样，决意改革，发布誓文，颁布条例，中国就能在三年内获得富强，而在长沙的时务学堂，梁启超也用日本志士的故事勉励学生。在一个深陷麻痹与无能、即将分崩离析的世界，他们一定能从日本志士身上找到极大的共鸣，道德勇气既是松散个人的粘合剂，也是行动的催化剂。
真实的故事远比这复杂。在鹿儿岛，西乡隆盛虽无处不在，大久保利通的塑像也同样矗立。他们二人与长州藩的木户孝允被称作明治维新三杰。也正是他们背后的萨摩藩、长州藩的联盟，促成了幕府统治的结束与明治维新的开始。大久保利通身后的声誉远不及西乡，他不仅生活于西乡的阴影之下，还作为他的对立面出现——以中央政权压制地方力量，趋求功利缺乏道德原则。
倒幕运动中的亲切战友，在成功后成了对手。与中国人经常想象的高效历史进程不同，明治维新中存在种种冲突与挣扎，它日后的灾难早已蕴藏于最初的种子里。西乡的真实形象也一定有别于今日的传说，倘若他不是一位敏锐、精于计算的战略家，又如何在混乱的幕末时代脱颖而出？倘若他在1871年也随木户孝允的考察团一起出访，他对于日本形势的评判、对于武士地位的过分推崇，或许也会发生改变。道德勇气背后也常伴随着自我中心式的封闭。
这复杂性很容易被种种传说冲淡。在山间散步时，我经过西乡隆盛洞窟，在生命的最后5天，他和残留的萨摩战士们住在其中，等待着政府军的最后进攻。在洞窟里，他和同伴们继续下棋、作诗、谈笑，等待着必定的失败与死亡。这一幕令所有的追问黯然失色，人们热爱也需要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