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迪士尼宣布将由刘亦菲出演真人版《花木兰》电影，这个流传已久的故事再度引起世人关注。二十年前，迪士尼动画版《木兰》（1998）上映将这一形象传播到全世界，当时就曾在国内外激起许多相关的讨论，有人认为这在丰富故事内涵的同时有所误读[注1]，有人则批评好莱坞娱乐消费文化是在“视觉猎奇”，强调故事改编应注重民族性[注2]。
不过，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好莱坞在故事改编中所体现出来的中美文化差异：花木兰在迪士尼的演绎下实际上成了一个具有西方思想的现代女性，追求个性解放和女权意识，最终实现女性的自我价值；而中国电影中的花木兰则强调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自我牺牲[注3]。
迪士尼动画中的花木兰迪士尼动画中的花木兰
事实上，花木兰的形象在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早已经历了复杂的变迁，已演化出一个相当丰富与复杂的系谱，不同时代的不同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解读与诠释。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吴保和曾在《花木兰，一个中国文化符号的演进与传播》一文[注4]中详细梳理了木兰故事的主题变迁：从一个传统价值观视角下的“孝女”，到对家国尽忠的“女英雄”；而这一“女英雄”形象，也经历了从侧重其“英雄”的一面，到现代突出其女性自主意识和女性身份的一面。这背后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或许在于：什么样的社会，需要这些不同的木兰形象？
尽孝与尽忠
木兰最初被视为“孝女”是很自然的事，毕竟她的故事不变的核心是“代父从军”，也就是说，她从军的根本动机是因父亲难以服役，她为尽孝而不得不挺身而出。在当时传统的保甲制度下，每个家庭都被纳入以防卫和征税为目的的单位，必须出钱出力，除非残疾或极度贫困才能免于征役（如塞翁失马的故事[注5]）。
美国女学者贺萧注意到，在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下，“女儿通常是一个家庭中能够让父亲或儿子不被征兵的唯一办法”[注6]，那就是把女儿卖给人家做童养媳，以此换取彩礼将父兄从军队中赎出来。
如果北朝时也这样，那木兰可能并非没有其他选择，但她最惊人的地方就在于不同寻常地毅然决定代父从军。按当时的情形推算，其父可能年龄还不到四十岁，《木兰辞》原诗也没有说他病弱[注7]，只说他没有长子，因此，木兰这一决定应被理解为一种为了家庭而做出的自我牺牲：尽管其父亲从体力上可以胜任服兵役（否则也不会被征兵了），但即便他从战场幸存，这个家庭在家长长年离家的情况下可能也会陷入困顿[注8]。
在后世的故事中，木兰常因其事迹而被称为“孝烈”[注9]；这一称号在历史上曾被用以称颂不少女性。如曹娥在父亲溺水后昼夜沿江号哭十七日之久，随后投江自尽，上虞当地为之建庙立碑，以彰其孝烈；淳于缇萦则上书抗辩，愿意代父受刑，最终促使朝廷废除残酷的肉刑。又如缑玉为父报仇而杀人，被当时高士称为“节义”[注10]；唐人李公佐的著名传奇《谢小娥传》也描述了一位为父亲和丈夫复仇并杀死仇人的烈女——与木兰相似的一点是，她为报仇而女扮男装，在仇人家里潜伏了两年都未被察觉是女性[注11]。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开启后世“女侠”形象的女性，都是在东汉以后才成群涌现的：曹娥、缇萦和缑玉都是东汉人，木兰是北魏人，而谢小娥是初唐人。
这当然是因为东汉以后中国社会的“儒家化”进一步加深，重视以家长为中心建立起礼法秩序，对孝行也格外推崇，儒家价值观甚至渗透到法律之中，像缑玉和谢小娥虽然杀人，但都因其复仇符合儒家认定的正义而被免罪。
然而到了现代，除了缇萦的故事还曾被一些现代文艺改编之外，其余人物事迹的传播都远远逊色于木兰传奇，这就不能不说，一个故事的流传取决于它能否不断地适应社会价值观的变迁。
香港电视剧中的花木兰形象香港电视剧中的花木兰形象
在东汉魏晋隋唐的社会环境下，上述烈女事迹都会被归纳为“孝烈”，因为她们都是为父亲而毅然做出刚烈之举；但以现代的眼光看来，曹娥表达的是私人感情，缑玉、谢小娥也是报私仇，只有缇萦的举动还带来了“全国废除肉刑”这个更具深远意义的后果。这些故事尽管也不缺乏戏剧性，但其可延展性都大大不如木兰传奇，更缺乏与诸如“爱国”、“尚武”、“女性自觉”、“浪漫爱情”等宏大议题之间的联结，因而不必奇怪，最终在后世流传越来越广的是那个甚至不知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的木兰。
大致以安史之乱为界，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转折，在价值观层面对“尽忠”的强调逐渐压过了“尽孝”，“精忠报国”的岳飞形象就是这一时代变迁的最重要象征之一。虽然木兰从军的最初动机是“尽孝”，但她在军中抵御外敌，在经历了藩镇胡虏之乱的唐人心目中也便有了“尽忠”的意味。中唐诗人韦元甫的《木兰歌》中便赞颂“世有臣子心，能如木兰节，忠孝两不渝，千古之名焉可灭”，也就是说，她的叙事可以很顺当地与“家国叙事”联系起来。
不过，尽管宋元时期也在传诵她的故事，但真正使木兰传奇深入人心的是晚明，这可以说是这一故事传播接受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时期。
无疑，这是因为明代中晚期北方边境蒙古和满洲力量连绵不断的侵扰，使得当时人在心理上持续紧张，明王朝和民间开始大规模复兴对抗外敌的英雄形象和历史记忆，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对岳飞的纪念活动，并在岳飞墓前树立了四奸臣的“铁跪像”[注12]。词学家夏承焘认为传世的岳飞《满江红》是明代人伪作，疑点就在于明代鞑靼入侵河套，骚扰东北西北，从明代中叶一直纠缠到明亡，因而“‘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注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