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大木在《杨家将演义》中杜撰了杨门女将（八娘九妹）、穆桂英等的一系列女将形象[注22]，不仅是当时社会心理的折射，甚至还造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学类型，在清代乾隆年间出现的《薛刚反唐》、《说呼全传》等小说中，无不出现了大批勇武的女将[注23]。这些虽属虚构，但这无关紧要，正如美国学者斯蒂芬·平克所说的：“之所以有亚马孙和其他女武士的形象，多半也是因为男人喜欢看看身着军装的健壮女子罢了，比如劳拉·克劳馥和齐娜，而不是因为历史确有其实。”[注24]
不过，晚明时不仅仅只是虚构这样的形象，还确实涌现出了不少全新形象的女英雄。民国女诗人施淑仪编著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第一卷收录了不少晚明奇女子，如沈云英在道州披甲出战；刘淑英幼年“旁及禅学、剑术、孙吴兵法，莫不精晓”；毕著在山东“身率精锐劫贼营，手刃其渠”，号称“梨花枪万人无敌，铁胎弓五石能开”[注25]。这样颇具男性英武气质的女性，此前并非没有（如南宋初年悍将张用的夫人一丈青[注26]），但从未像晚明这样成群涌现，且受到社会主流舆论的赞许。
木兰的形象完美地符合这样的社会心理需求：她保家卫国，抵御外侮，又英武善战，幼有奇志。不过，对于她这个“女英雄”形象，当时更注重的不如说是其“英雄”的一面，而非其身为女性的一面。后面这一点，是直至晚清以后才开始真正重视起来，但即便是晚清，重视的也不是女性本身的解放，而是通过解放女性来挽救国家。换言之，“女英雄”是对“男英雄”的补充。正如戴锦华在《雾中风景》中所说的，“除却作为妲己、褒姒一类亡国妖女，女人以英雄的身份出演于历史的唯一可能，仍是在父权、男权衰亡、坍塌之际。”
晚清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女权”一词直至1881年才由井上勤引入日语，进入汉语则晚至1900年[注27]。
在国家危亡的时局下，晚清知识分子中逐渐兴起一种强烈的救亡意识，认为一个国族要强大，必须有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因而女性的消极不再被视为美德，而变成了中国衰落的象征与根源之一。
革命女杰秋瑾就在其所著《精卫石》中，一再提到木兰、梁红玉、秦良玉、沈云英这些古代女将的名字[注28]。女诗人施淑仪也曾说：“使先民荀灌、梁红玉、秦良玉、沈云英、毕著辈生于今日，何渠不若贞德、罗兰、苏菲亚、妣茶之流？设得其一，足以抵庸众千万。”[注29]在另一篇诗作中，她说：“恨不木兰改男妆，提师十万驱虎狼。常怜弱质是女郎，惟有退身隐沧浪。班姬谢女讵敢望，但愿一卷传文章。”也是在这样的对比中，木兰开始被视为“中国的贞德”。
这种从传统故事中重寻经典形象来呼应现实需要的冲动，几乎是各国通行的做法。伊朗裔美籍作家阿扎尔·纳菲西在《我所缄默的事：一位叛逆女儿的回忆》中提到，自己小时候在伊朗就很注意经典故事中的女性形象，11世纪波斯名著“《列王传》里有些女人，比如魅力的格德·阿芙瑞德，通过穿上男人的衣服走向战场而展现勇气”[注30]，这鼓舞了现代女性有勇气去做出自己的选择。
更著名的是英法百年战争中挽救危亡的圣女贞德，但事实上，“只是到了19世纪，这位女英雄才真正被歌颂。对这一抗击占领者的战斗和这一民族象征的认同是漫长而又艰难的，但其影响却历久弥深。浪漫主义时代的法国最终为贞德加冕，并将其神圣化。贞德从女巫走向神圣的路是漫长的。”[注31]也就是说，在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视角下，贞德形象才被真正接受了。
这种视角着重从传统形象中挖掘出符合现实需要的内涵，因此木兰抗御外敌的女英雄形象很能引起当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中国人共鸣。
国内关于木兰传奇的戏剧中影响最广的是豫剧《花木兰》，它推出时正值全国上下处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中，因而其唱段“谁说女子不如男”广为传诵。在这种情况下，她作为女性的身份本身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她为国家做了什么。
在新中国时期，许多传统故事都被注入了新的内涵，如《王宝钏与薛平贵》和《白蛇传》这两个故事都被“重新阐释成是支持婚姻自由的”[注32]，女扮男装的木兰也被重新诠释为打破传统性别偏见、推进女性解放的榜样。然而，这个新的叙事强调的是木兰完全可以像男人一样胜任任何工作，两性的差别被抹平了，在更具女权意识的新一代学者看来，这种试图打破性别偏见的“花木兰模式”本身就预设了一个“男性中心标尺”，并将木兰“雄性化”了[注33]。吴菁在《消费文化时代的性别想象》一书中尖锐地质问：“‘解放的花木兰’成为无性的、男性化的、一切以男性为标准的‘铁姑娘’，又何尝不是男性中心意识的另一种伪装？”[注34]
游戏中的花木兰游戏中的花木兰
也就是说，一个形象在流传过程中，在被广为接受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被不同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理解和诠释。圣女贞德在法国就曾被民族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甚至纳粹做出有利于他们自身立场的解释[注35]；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因此在1930年代不满地说：“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圣女贞德名声大盛，其中包含了不健康的因素；它成了遗忘法国与上帝之间存在差异的捷径。”她的意思是，贞德本人的行为原本带有强烈的宗教意味，但其现代形象却往往淡化了这一点而突出强调她民族主义和女权意识的那些侧面。
木兰形象的挑战也是如此：对新时代的女性来说，她既要摒弃那种男性化的“铁姑娘”，又不至于因为向女性身份回归而显得取悦男性中心主义，她的独立性应立足于一种捍卫自身女性身份的自我觉醒。
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自1998年迪士尼动画《花木兰》以来全新的木兰形象：她不再只是代表传统价值观的“孝女”，甚至也不是国族危亡之下尽忠爱国的女“英雄”，而是一个消费时代的追求女性自我实现意义上的“女”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