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隆庆开关」仍带有严格管理的意图，但暗涌已久东南沿海贸易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后世国家再也不能凭政治命令禁绝。
相比而言，清朝的海禁政策实行时间短，更有针对性。
顺治十二年（1655 年），为遏制台湾郑氏集团反清，清廷在东南沿海实行「禁海」，杜绝大陆与台湾的贸易交往；顺治十八年（1661 年），清廷又下令「迁海」，闽、浙、粤、苏、鲁、直六省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沿海人为制造一条无人地带。这样既可以杜绝沿海居民下海，也为了防止郑氏集团掠夺沿海获取资源。
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廷平定台湾，即「严饬开洋贸易」，沿海各省居民除夹带违禁货物照例治罪外，商民欲出洋贸易，只需向地方官登记，出具担保，即可凭领执照。
次年，户部又分设江海关（驻松江）、浙海关（宁波）、闽海关（泉州）、粤海关（广州），监管货物出入和收取关税，这表明请政府正式承认民间出洋自由贸易。此外，清廷还允许欧洲各国在东南沿海指定地点设立商馆。
「朝贡体系」的误会
最终让大清国戴上「闭关锁国」帽子的，是海外中国研究的误解。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其成名作《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 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中，提出「朝贡体系论」的观点，即东亚地区传统的国际关系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这其中关键的一环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后，中国的海路贸易被限制于广州一港，并以「公行」垄断，形成封闭的「广州体制」。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清廷始终没有将海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港。户部的江浙闽粤四海关及其下属各口岸始终维持着运转。产生这一误解源于乾隆二十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洪任辉（James Flint）尝试申请前往宁波港贸易，并乱闯非外贸口岸天津，震动朝廷，乾隆遂下令严格限制英国商人只能在广州贸易。
实际上，清政府从未想利用公行垄断贸易。清政府的管理思路是，并不直接干涉民间海外贸易，只要能收税即可。故而将港口贸易等诸多技术性事务委托给公行。作为牙商的公行有着极高的专业属性，而当时宁波港没有接纳英国商船的牙行，征税税则也荡然无存。
乾隆本想依照英国愿望整顿宁波港，但考虑到「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谋生」，故仍将英国限制在广州贸易。相比而言，厦门的闽海关一直接纳西班牙（吕宋）、暹罗、爪哇、苏禄等国商船，并且有配套的牙行服务。
此外就对外贸易而言，清廷允许的口岸种类多样，不仅有分为外商入境口岸（陆路、海路）、民商出境口岸（陆路、海路），各口岸对应国家也不尽相同。
当然，不可忽视的是，这些口岸在中外贸易总体中的占比并不均衡。就海陆贸易而言，东南四省的贸易总额占比最大，而在诸海关中，又以粤海关为最。
到了十九世纪初期，粤海关所经理的西洋诸国贸易中，又以英国最大，美国其次。至 1825 年，由于欧洲大陆爆发的法国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法国的贸易中断了三十年，瑞典、丹麦、奥地利的商贸则完全停止，葡萄牙只经营和澳门有关的业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后人常把英国的遭遇当作中外交往的全部，而英国保留的完整档案进一步限制了人们的研究视野。
可以说，几十年来历史教育中的大清国形象，都是开拓世界市场碰了壁的英国人描绘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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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峰，《鸦片战争前清代外贸口岸体系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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