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轰开了大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从此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
这个观点深深地烙在中国人头脑里，以至于成为了集体潜意识。
现实又很吊诡：故宫钟表馆里陈列着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机械钟表，广州的中国工匠仿制品也丝毫不逊色；林则徐还曾以切断茶叶贸易威胁英国人不要轻举妄动。这都表明，清朝并非紧闭国门不闻世事。
大清真的「闭关锁国」么？1840 年前中外如何交往？
广州：东方贸易中心
珠江，通称为省河……其时（1825 年） 河面上挤满本地船只……当时它们航行于中国南北各口岸、西里伯斯岛、婆罗洲、爪哇、新加坡，以及马尼拉等。
美国少年威廉·亨特首次踏上广州的土地时，面对的是一个繁华的国际贸易口岸。英、美、荷、西各国上官鳞次栉比，行商、通事、买办服务周到，海关官员们只需要几盒火柴就可以轻松放行，这一切的便利造就了广州东南亚贸易中心的地位。
这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无论在事实还是政策上，十九世纪前期的大清都不是闭关锁国。
十八到十九世纪的世界贸易格局，存在着两个重要的中心：一是围绕欧洲宗主国和美洲、非洲殖民地的三角贸易，一是以南海为中心的中国、欧洲、东南亚、日本的贸易圈。这其中，广州作为中国最大的外贸港口，是东南亚贸易圈的中心。
广州对欧洲输出的主要是生丝及丝织品、茶叶和瓷器。就整个西欧而言，茶叶贸易由 1700 年的 9 万磅增至 1800 年的 4500 万磅，增长了五百倍。同样，作为理想压仓货的瓷器也是远销欧洲，景德镇青花瓷和德化窑白瓷充斥十八世纪欧洲各个阶层的家庭之中。
欧洲商人带到中国的主要是棉毛纺织品，但销路狭窄。高档钟表则是皇帝的喜爱之物，清宫造办处不但每年在广州采买欧洲钟表，广州本地工匠也逐渐学会钟表制作并向宫中进贡。如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钟表中有一大批是从广州进口或者广州生产的。
当然，为了弥补巨大的价差，欧洲商人运入中国的主要是白银。东印度公司的船从伦敦出发时，有时装载的货物九成都是白银。1775-1795 这二十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赤字达 2510 万两白银。
活跃在南中国海上的不止有欧洲商人，中国和东南亚商人也频繁出海。这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中国与东南亚的大米贸易。
清代雍、乾两朝，全国人口暴增，东南沿海也不例外，福建人口从 1700 年的约 200 万涨至 1761 年的约 800 万。然而沿海耕地贫乏，同时人口借商贸之利大量转入手工业生产，柑橘、荔枝、烤烟、桑麻等经济作物也挤占了粮食作物的耕地。这导致东南沿海严重的米不敷食的问题，抢米案件时有发生，闽浙总督上书雍正道：「米谷一节，最为福省第一紧要之事。」
而同时期的东南亚三十余国，地广人稀，米丰价贱。特别是暹罗，米价特别低廉，二三钱银子即可买一担，这在福建则需要一两二三钱银子。
于是清廷下令鼓励暹罗大米进口。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康熙即谕令暹罗商人运米三十万石分赴广州、厦门、宁波，免其进口税。雍正二年（1724 年），雍正下令全面准许暹罗商人输入米粮，且随带货物一体免税以资鼓励。
乾隆时，暹罗大米进口达到顶峰，不但暹罗商人免税，其他外洋货船但凡带米进口，均按量阶梯减免船税。经营这条大米线路的暹罗商人，也大多是在暹罗的华侨，可以说这一时期华人基本垄断东南亚的大米贸易。
广州的贸易中心地位深刻地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其文化开放程度也是后人难以想象的。
发达的外贸首先带动的是行商阶层，即「广州十三行」。行商本质是牙商和特许经销商的混合体，基本的经济职能是协调不同国家的度量衡、代办报关缴税、为外商提供担保、与外商直接交易。由于清朝外政体制所限，行商还实际起到外商与中国官府中间沟通者的角色。
此外，受雇于外商的通事、买办也是和外国人交往紧密的群体，前者负责翻译沟通、代填各种表格单据、传达法规命令；后者则实际管理外国商馆的内部经济、雇佣商馆各类杂役，甚至管理商行的银库。
可以说，作为东南亚贸易中心的广州具备了一个国际化交往的诸多条件，在这里难以感受到一个天朝上国闭关封闭的状态。
外贸也有基本法
既然大清国并非完全与世隔绝，那么「闭关锁国」又从何而来？
最直接的原因是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寸板不许下海」「沿海迁界三十里」，让后世认为明清两代就是一个封闭的老大帝国。
但细考起来并非如此。
明朝的海禁政策起于防范倭寇。早在洪武三年（1370 年），朱元璋即下令「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此后又在洪武七年、十四年、二十三年连续下令，严禁闽、浙、粤三地民间海外贸易，严禁滨海民人私通外国，直至洪武三十年彻底禁绝中国人的海外贸易。
永乐以后，历代明朝皇帝均严格执行海禁政策。特别是倭患最重的嘉靖朝，海禁政策也达到了高峰。
然而，严格的海禁政策即不能阻止海民私自贸易也不能杜绝倭患。嘉靖后期倭患逐渐肃清，明廷筹海之议渐起。隆庆元年（1567 年）朱载垕即位，推行新政，福建巡抚涂泽民乘机上书请求在漳州月港开港，允许民间出海贸易。朝廷批准后遂正式开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