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最终还是找到了学校，来履行他们所说的损坏我干部形象的诺言。银行方面来了五个人，个个气度不凡，严谨大方，你一句我一句的对我进行轮番轰炸。但语气还算客气，客气的目的是一定要我还钱。我向银行的干部们说了我的状况，说的那些都是实际情况，绝对没有加盐调醋，事情也本来就是那样。我知道怎么说都不能开脱责任，银行方面也不会和我善罢甘休。最后我说：“我的情况你们也知道了，国良我也找了，什么办法都想了，我也知道我无法推卸责任，可我没有那么多钱，我还得养家糊口。”
“那你能还多少？”一个男的步步紧逼。
我说：“最多一万多一点。”
那男的说：“行，只要你积极配合，我们会网开一面的。”
我说：“我现在没有，等几天凑够了我亲自送过来。”
一个女的说：“那好，看你也是个实诚人，我们不希望再来一回，这样对你不好。”
我说：“无所谓，已经这样了，形象已经坏了，坏一次和坏两次三次是一样的，这事我觉得也没什么丢人的。”说完后，我竟为自己的大胆沉着暗暗佩服，我怎么就答应还钱了？我竟然还是个吹牛大王，我被银行那些人吓住了，还是在糊弄人家？我竟然还敢玩空穴来风？
最终，我真还了银行一万五。我其实是不想再让电话折磨我，也不想再折磨我的手机。我如果继续在这事上折磨，我就没办法工作了，我就对不起我的学生了，对不起这个代校长了，对不起这阳光下最崇高的事业了。更重要的是，我怕自己被折磨的神经不正常，权当是舍财免灾，花钱治病吧。那段和电话较劲的日子里，我已经觉得自己在思想上行动上有些怪异。还银行的那一万五，我没有动家里的那点积蓄，我怕杨雪死给我看，我怕因此又要鸡犬不宁，甚至妻离子散。既然我能一百二百地还了盖房安葬奶奶的债，我一十二十的也能把这个债还了。这一万五我是向一个同学借的，这个同学和我很铁，关于我和他的故事要追溯到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我知道，不论我一十二十地还，还是一百二百地还，这哥们都不会逼我。我这个故事本来不想把他搅进来，我不想说我和他的故事，可不说又觉得对不起他，读者们也就不能相信他无缘无故地借我钱，还不逼我还。
记得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被父亲李解放带着就读。父亲当时所任教的学校在我的印象中非常大，那时还是小学中学在一块，学生多教师多。在那里，我认识了蒙奇，蒙奇也是被父亲带着就读的。我们俩的父亲很要好，我当然和蒙奇也就成了好哥们。蒙奇当时上二年级，比我小两岁。我和蒙奇虽然年龄上有些差距，性格也截然不同，形象更是大相径庭，但我们俩铁得没法说。那时还都是小屁孩，什么都不懂，铁的性质就是玩得来。我那会儿白白净净，文文静静的，蒙奇却是大大咧咧，不惹事就生非的主。虽然比我小，可在玩的时候，蒙奇基本上属于领导。蒙奇总是花样百出，我总是默契配合。学校里有棵高大的桑葚树，在桑葚成熟的季节，我和蒙奇一个骑在墙上，一个骑在树上，吃了一嘴紫色的甜蜜；灶房门前的几棵核桃树，我们弄了两手洗不掉的黑爪子，还被树上的虫子蛰得“嗷嗷”直叫；学校门前的池塘边，我们扔着瓦片比着谁扔的远，谁的瓦片在水面上蹦跶的次数多；我们曾偷偷溜进学校的图书馆，我拿着一截木棍撬了个缝，蒙奇用个铁钩往出钩书，然后头碰头看书上的故事。蒙奇总是在书中找着要看精彩的插图，我一边拦着不让他乱翻，一边如饥似渴地读着作家们把文字游戏得精彩绝伦。晚上，我们在一个被窝里你蹬我，我蹬你，嘻嘻哈哈，直至呼呼大睡，口水横流。可惜，一年之后，我被父亲遣送回村里的学校上学。父亲为什么不带我了，原因我不知道，从此，我就和蒙奇各自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