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最火热的一个词语无疑是“李刚”，堪为中国特权的生动隐喻；另一个名曰“羊羔体”，取自车延高之谐音。车先生是一位诗人，刚刚夺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之诗歌奖。古语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今天则是一人得奖，鸡犬不宁。获奖后，车先生的诗作《徐帆》以疾风暴雨之势盛传于网络，这是典型的口水诗，甚至还不如口水有营养，故被讥之为“羊羔体”，与诗人赵丽华之“梨花体”相看两不厌。比起因此暴得大名（哪怕是臭名）的车先生和赵女士，羊羔和梨花更显无辜，我以为。
若你有幸读到了车延高的更多诗作，如《一树光宗耀祖的花香》、《从一首词的院落里出来》等，也许会发现，车先生的诗固然不佳，却也不差，在中国大约属于二流半。写徐帆、刘亦菲的诗歌乃是其最下乘的作品，况且《徐帆》一诗在网上流传之时，惨遭腰斩，更不堪卒读。这是车延高备受攻讦，“羊羔体”风靡一时的一大原由。在此背后，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不容忽略，即车延高的身份：武汉市纪委书记。达官显贵而获重奖，令人不得不怀疑其中的猫腻。
由此生出了一个疑问：在中国，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评选，到底具有多大的公正性与权威性？是唯作品论，还是唯身份论？对此，我向来持有偏见：中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民间，而非官方；对于经典和大师而言，获奖只是茶余饭后的一道甜点，比起他们对荣誉的需求度，恐怕这些奖项更需要他们的名字来增色——这一点，不仅适用于鲁迅文学奖，连诺-贝-尔文学奖都概莫能外。略萨便是最佳例证。他得不得诺奖，终究无法动摇其在文学界的大师地位；相反，诺奖错过了他，就像流水错过了落花，你错过了一见钟情的美人，人间至憾，无可弥补。
不妨假设，如果鲁迅先生活到今日，能否获得鲁迅文学奖呢——尽管，在我看来，鲁迅文学奖只是借用了鲁迅的伟大名义，乃是所谓的挂羊头卖狗肉，拉大旗作虎皮，从其价值趋向来讲，和鲁迅并无半分干系，乃至是对鲁迅思想的严重背叛。
鲁迅的强项，与鲁迅文学奖所设体裁门类契合者，一是杂文，二是短篇小说，其它如散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鲁迅皆有所成就，却非登峰造极，故暂不考虑。可依鲁迅文学奖三大评选标准，第二条要求“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对于鲁迅则是一道门槛，因为连中学生们都“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教科书编写者更是以祛除鲁迅的踪迹为己任。当年鲁迅文章一出即洛阳纸贵的盛况，如今只是遥不可及的神话。
再看第一条，要求“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接下来还有许多“有利于”，几乎每一项都足以构成纠结在鲁迅死魂灵之上的沉重锁链。随便说一点。鲁迅文学奖讲究“爱国”，鲁迅自然是爱国，不过他之爱国，表现为批判，他要做国家身上的牛虻；今人之爱国，表现为赞美，只举手，不摇头，只唱赞歌，不发恶声。如此，鲁迅作品连第一关都过不了，便遭否决。
好在鲁迅早有觉醒，当年听闻有人提名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即致信台静农表示拒绝，其心也悲，其言也哀：“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1927年9月25日）
不必说获奖，鲁迅生在今日，能否写作、生存，皆成问题。他曾听冯雪峰介绍革命形势，对冯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冯雪峰连忙摇头摆手：“那弗会，那弗会！”且伟大领袖早已定论，鲁迅若活到解放，或者沉默，或者入狱。进一步讲，今日不甘沉默者，或者入狱，或者在通往监狱的路上，当然，入狱者却能获奖，则为执政者始料未及。
说到底，鲁迅与鲁迅文学奖实在是两码事，大道不行，各奔东西。他无法获奖，就好比孔子难以加入皇朝的儒教，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正是人间世的荒谬与悲哀最深刻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