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城市中产家庭，男性育儿的参与度正在加强，伴随着男性投入的增加，两代人的核心家庭内部沟通成本更低。作为老人，他们扮演的不是日常的照料者，而是偶尔陪伴的家族长辈。所谓“含饴弄孙”，本意是自己一边吃着糖果，一边逗着孙辈玩。但我们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如果每天都要照料孙辈，还要承担做法打扫的家务，也就很难有空闲和心情一边吃糖一边都孙辈了。
男性在育儿中的缺位是一个“千年痼疾”。如果不是男性在近几十年遭遇了女性与职场崛起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男性的觉醒还很遥远。有关男性为什么应该在这个时代加入深度育儿的队伍，具体可以阅读我在大家发表的第一篇专栏《为什么爸爸应该深度参与育儿》。
隐性的剥削手段
而除了男性在育儿上的缺位之外，由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的缺位，是一个更加值得注意的问题。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即使在中国城市公共服务做得最好的上海，政府也无法提供足够的保育服务。最新的上海市完善幼托服务的文件中，依旧还是鼓励以家庭为中心进行幼儿托育。以家庭为中心当然有很多好处，爸爸妈妈自己带的孩子通常比保育员照顾的孩子更活泼聪慧。
但是，国家理应提供6个月之后让孩子进入公立托儿所的选项（具体可参见德国和日本的做法）。选不选是一回事，有没有是另一回事。只有这样，才能部分地解放女性，也部分地解放老漂一族。
没有公立保育机构，或者说政府鼓励家庭式的育儿，那么就应该在税收制度安排、育儿补贴层面基于一定的优惠。但现实的情况是，像我这样全家三口人只有我一个人有收入，另外还房贷的家庭，没有享受到任何实质性的税收优惠。
客观上，不公平的制度挤压了女性的就业机遇，而由此获得更多更好工作机遇的男性，也因为承受了很大的工作压力，无法腾出更多的时间参与育儿。
而在男性产假方面，江苏省因为提供了15天的男性产假，被媒体大书特书一阵子。15天能做什么？参与过早期育儿的人都应该明白。如果不能延长男性的产假，男性就更加没有时间参与育儿。女性的育儿压力就更大，老漂族的数量也会更多，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因此，回到男性在育儿中的缺位问题，祸根也有制度安排一份。
政府公共服务的缺位，最终导致在大城市安家落户年轻夫妻必须向家庭内部整合资源。远在农村或小镇的老人，既省钱又不存在身份信任问题。所以，年轻夫妇对长辈的征召，就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在势如破竹的征召浪潮下，一部分原本不愿意进城帮子女育儿的老人，成了没有道德的人。舆论会给他们洗脑，会曝光他们的羞耻感，最终会催促他们走进城市，走入子女的家庭。
但实际上，这锅又不能完全由子女来背。因为这等于是国家通过制度安排来迫使城市年轻的夫妇以代际育儿合作的名义，向乡村老年的父母进行剥削。某种意义上，这种剥削因为融进入了家族情感的脉络，变得极为隐性。相比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这样的显性剥削手段，隐性的剥削更深入骨髓，所造成的社会创伤更难疗愈。
对于50、60后的老漂族来说，在青春时代饱受疯狂社会运动创伤之后，在老年阶段也未能免除被隐形制度剥削的结局。这不得不令感到人唏嘘：命运对他们实在太不公了！
更吊诡的是，造成目前老漂族困境最重要的一点原因，是政府公共服务的缺失，其次才是爸爸育儿的不足，最后才轮到他们本身的学习能力欠缺。但在现实中，老漂族所承受的指责和压力最大，极少参与育儿的爸爸也只是偶感内疚，未能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官员则毫无愧色。责任倒置的情形，褒贬错乱的现状，或许正应了那句俗话：这个时代，老实人最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