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答案，不是梅兰芳。
中国，也许可以干脆说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伪娘，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变性形象，我以为不在表演界。她是——观音，观世音，观音菩萨！
观音画像观音画像
对佛教史稍有了解者，都会知道，观音在印度佛教中本是男身，到了中国才变为女身。对此问题最早作出详细考辩的，应是明代胡应麟，其《少室山房笔丛·庄质委谈上》有一则：
今塑画观音像，无不作妇人者，盖菩萨相端妍靓丽，文殊、普贤悉尔，不特观世音也。至冠饰以妇人之服，则前此未闻。考《宣和画谱》，唐宋名手写观音像极多，俱不云妇人服；李廌（按：有《德隅斋画品》）、董逌《画跋》（按：《广川画跋》）所载诸观音像亦然。则妇人之像，当自近代始，盖因大士有化身之说，而闺阁多崇奉者，展转流传，遂致称谓皆讹。若塑像势不能久，前代无从证订，然《太平广记》载一仕宦，妻为神摄，因作观音像其妻，寻梦一僧救之得苏，则唐以前塑像固不作妇人也。……又宋人小说载，南渡甄龙友题观世音像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则宋时所塑大士像或已讹为妇人，而观世音之称妇人亦当起于宋世。……今观世音像率作妇人，故人间显迹梦兆，无复男子相者，俗遂真以观世音为妇人。不知梦生于心，兆征于目，心目注瞻皆非男相，则恍惚示现自当女身。余考《法苑珠林》《宣验》《冥祥》等记，观世音显迹六朝至众，其相或菩萨或沙门或道流，绝无一作妇人者。使当时崇事类今妇人像，则显迹繁伙若斯，讵容无一示现耶。唐世亦然。盖误起于宋无疑。
其后清代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四“观音像”条提出修正的说法：
……观音之为女像，宋、元间已然。不特此也。《北史》齐武成帝酒色过度，病发，自云初见空中有五色物，稍近成一美妇人，食顷变为观世音，徐之才疗之而愈。由美妇人而渐变为观世音，则观音之为女像可知。又《南史》陈后主皇后沈氏，陈亡后入隋，隋亡后过江至毗陵天静寺为尼，名观音皇后。为尼不以他名，而以观音为名，则观音之为女像益可知。此皆见于正史者，则六朝时观音已作女像……
观音作为神灵，在中国佛教史和民间信仰史上实有绝大影响，佛祖之外，Ta可算最大的偶像了。而观音的中国化，也即观音的女性化。正是佛教传入中土之后，观音才一跃而成最受欢迎的菩萨，同时，才由男神一变而为女神。这么说来，观音之成为中国佛教乃致整个中国信仰最受欢迎的偶像，Ta的变性只怕正是关键呢！
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观音由印度男变为中国女，发生在什么时候？或认为可追溯到南北朝，但在唐朝以前绝大多数观音像仍是男性（[美]郑僧一《观音——半个亚洲的信仰》，第188-189页）；或以为直到唐末仍是男性，宋初开始被一些信徒视为女性，可能在元代完全转变为女性（于君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第17页）；或以为南北朝时开始变得中性化，唐代在中原地区首先被塑造为女性形象，宋代以后更脱离佛教束缚，完全成为女神（吴燕《中国观音文化史》，第62-64页）。虽然过程上的细节互有出入，但观音最终化身为伪娘的结果总是不必争论的。
于君方强调，观音的性别转换只发生在中国，原因在于本土女神的式微，也就是本土缺乏女神并且需要女神，观音才成了女神的代用品，以填补信仰的空白（《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第411页）。这个解释在逻辑上似嫌不甚严密。若说本土需要女神，那何以不是“制造”一个本土的女神呢？若说需要引入一个域外神灵，那何以不是直接找一个现成的女神呢？但无论如何，如于君方所说：
“经过性别转化之后，观音从来不曾归属于传统帝国的国教；观音是一切众生的救度者，但不受制于任何权力中心，也不须效忠任何人。虽然观音不是直接衍生自任何中国本土女神，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却不容否认。”
这一论断仍切实可信。观音之为女神，绝非正统佛教自上而下推动的结果，而是无知庸众自下而上推动的结果，或者说是入世的佛教界迎合信徒心理的结果。观音的女性化，也是观音的民间化。钱锺书讨论观音化身淫女马郎妇传说时，以为其作用在于吸引信众：“盖以好合诱少年诵佛经，故泉州粲和尚赞之曰：‘风姿窈窕鬓欹斜，赚杀郎君念《法华》。’”（《管锥编》，第二册第686页）马郎妇观音的传说如是，推而论之，观音的之为伪娘，又何曾不也是为了诱人入佛呢？
事实上，不仅观音化身伪娘，其他菩萨也有类似现象。北宋释道诚《释氏要览》卷中“造像”条有一条屡为引用的材料：
宣律师（按：唐代道宣）云：造像梵相，宋齐间皆唇厚鼻隆目长顅丰，挺然丈夫之相。自唐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之貌。故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
由于当时的菩萨像多塑成伪娘的样子，故世人若说宫女长得漂亮，就爱说她长得像菩萨。联系到胡应麟所说的“菩萨相端妍靓丽，文殊、普贤悉尔，不特观世音也”，可知这实在的普遍趋势，只不过文殊、普贤没有观音这么“好命”、这么“成功”而已！
为何要将观音想像成女人，为何要把菩萨想像成女人？难道这不是透露出一种热爱伪娘的集体心理吗？一句话，“这是一个需要伪娘而且产生了伪娘的时代”，我们的观音娘娘就是这么练成的。
五
不仅如此，若不囿于视觉领域，伪娘现象实际上更表现在纸上，表现在文学领域。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存在着一个异常深厚的伪娘传统。
稍涉中国古典文学者，多少都会接触到一些文人假托女性身份而作的诗文。《离骚》的以“美人”自拟，建安时代的为“弃妇”立言，南朝的“宫体”，唐代的“闺怨”和“宫怨”，晚唐的“香奁”，五代的“花间”，伪娘式的经典书写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张晓梅女士写过一部厚重的《男子作闺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男扮女装现象研究》，专门探讨这一课题。照她总结：“翻阅诗骚乐府，检诸唐诗宋词，就像旧时戏曲中的女性角色总是由男优扮演一样，‘男子作闺音’作为中国诗歌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也同样遍及文人写作的诸领域。所谓‘男子作闺音’，简单地说，是指男性诗人（创作主体）代女性（抒情主体）设辞，假托女性的身份、口吻创作诗篇而言情抒怀的一种诗歌体式。它作为一种颇具个性与特色的诗歌创作模式和表现方式（或者说抒情策略），其历史之绵长，作者之普遍（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仕子文人），作品数量之众，无不昭示其是诗学无法回避而且必须加以解释与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