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咨询中有一类来自体制内的“不安分者”：一方面已入体制多年，但仍有各种水土不服，不喜欢人浮于事的行政作风，不喜欢各种应酬和人际交往，也不喜欢忙忙碌碌而无成就；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应该还有能力尚未展示和发挥，心有不甘。于是就开始纠结了：想出去吧，有点担心，毕竟精彩的世界也处处险恶；不出去吧，一眼望到头的职业发展又太让人郁闷了。
体制内的职业发展既具备了相对稳定、规则有序、有保障的特点，也有晋升困难，人际关系能力要求强，市场可交换技能相对单一等特点。像所有的职场一样，体制内发展得好的，一般都是因为两种原因：能力特别强，人脉特别好。那些希望从体制内跳出来的人，之所以纠结，主要是因为被安全感束缚了。
后悔当初的选择
高飞，男，29岁，南方某高校的一个大学辅导员，为了做咨询，专门乘飞机到北京。咨询室里，刚坐下，他就开说了：“赵昂老师啊，你一定要救救我啊，我在单位里待得太难受了，我知道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是大师了，你一定有办法的。”
我立刻警惕了，对于这样见面称“大师”的人，一般只会把自己当大师。之所以先给我戴上高帽子，是为了给自己的无能找一个替罪羊。我赶紧说：“您别这么说，我只是一个职业生涯咨询师，我们一起来探讨您的职业困惑吧。”
说起来，这个高飞也是一个人才，硕士毕业就想办法留校了，虽然日后后悔了，但在毕业时他可没这么想，而且还是被同学艳羡的对象呢。可不吗？稳定、清净、社会地位高，还有两个假期，另外，在学校还有氛围可以持续学习。可是这些优点在两年之后全都变成了缺点：一潭死水、徒有虚名、经常加班、劳动不被认可、整天做些烦琐的事，至于学习，学习还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认知变化呢？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初能够留校，也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吧？”我看到高飞有些得意，又有些失落，“当时没有找之前的学长们聊过吗？关于高校辅导员的工作情况？”
高飞摇摇头说：“聊是聊了，也大概知道一些情况。不过，当时就觉得留校指标少，争取到不容易。就选择性地忽略了一些负面的情况，觉得我会和别人不一样。”稍微回忆了下，“另外，当时的就业情况并不是很好，我的同学们并没有太好的去处，一些招聘的公司连名字都没听说过。我们学校不是什么名校，没有什么大公司来招聘。于是，我就想，好歹高校比较稳定，家人也很认可，社会地位比较高。”
我意识到，视野、惰性、社会评价的综合作用让高飞做出了现在看来似乎有些遗憾的选择。“那么，现在你怎么想呢？”我问高飞。
“我觉得这份工作真的没意思，我原来想着可以慢慢读博士，再转做专业教师，或者能够获得领导的赏识。可是，现在呢，三年过去了，眼瞅着昔日的同学都开始成为自己公司的骨干了，收入也早就是我的两倍，我却依然做着小辅导员。”高飞开始了对工作的种种抱怨。
他也不是没有做过努力，不甘寂寞的高飞想过考公务员，想过考博士，想过创业，升官梦、发财梦都做过。在给自己设计了种种出路之后，思来想去，还是不行，总有担心，于是就找大仙算命来了：赵昂老师，你看我这么走行不行啊？
我清楚地知道，体制内躁动不安的人有两处致命的死穴：眼高，手低。我也清楚地知道，不管什么职业环境，有想法、行动力强的人都差不了。其实只要这些问题想明白了，基本上问题也不大了：
做过什么尝试吗？知道风险不？想过应对措施不？准备怎么做？
安全感带来的无能感
可是，偏偏会出问题的。
“就是啊，赵昂老师，我就是不确定啊。”高飞摆出一副慎重思虑之后的样子，“你说，公务员如果考上了，但是仍然像现在一样没发展怎么办？如果博士好不容易考上了，读几年出来没有机会进高校做教师了怎么办？大家都说创业的难度大，要是失败了怎么办？”
是啊，这本就是风险啊，怎么办？应对呗。如果一件事毫无风险，那它可能本就不值得做。但是如果一开始就希望获得一个努力之后的确定结果，就像是一个希望以小博大的赌徒一样，要么彻底破产，要么不敢下注。
这个道理容易懂，高飞却依然这么想，而且求助于我告诉他下注必胜的秘籍，是因为他害怕，比三年前还要害怕。
表面看，稳定的生活带给了他安全感，但是对一个志不在此的人来说，带给他的还有枷锁。这样的枷锁是让人对环境产生的依赖，是一种无能感。安全感背后，在内心是深深的不安全。也正是这样的不安全感让他们本能地思变。
思变，但是浑身被紧紧束缚了，于是就希望得到一个理想的结果，或者说希望得到一个经过确定期限、确定努力就可以得到的确定结果。几乎所有被“体制化”的人都会这么想，这种体制，不是实指的体制，更不指某种职场类型，而是一种安全感的束缚。
我想起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关于“体制化”的一句话：开始你会痛恨它，然后慢慢习惯它，最后你会依赖它。就是这种依赖，让一个人失去的不仅是能力，还有自由的心。自由的心从来不会畏惧不确定，也不会把自己铆钉在确定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