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哭不出来
2014年9月25日18点，孙海洋去看了一场电影。
放映厅里很安静，压抑的抽泣声和抽取纸巾的摩挲声清晰可闻，观众不时为剧中人物的命运叹息、窃窃私语。他们看的是故事，孙海洋有些走神地想，透过那些角色，他看到曾和自己一起寻找孩子的父母的身影，以及自己的遭遇。
“我就是韩德忠——那个看着别人找到孩子、自己却只能绝望哭泣的父亲。”他被那些议论声、叹息声、抽泣声刺痛，却无法像其他人那样泪洒衣襟。
眼泪在3年前就流干了。
2011年春节，和他结伴在寻子路上奔波3年多的彭高峰，为失而复得的儿子乐乐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答谢宴，感谢所有帮助过他的人。
那是寻子联盟成立以来难得的欢聚，孩子的父母、媒体记者甚至当地政府官员都齐齐到场。孙海洋在人群中喝酒、敬酒、大笑、庆贺，该做的一项也没落下。然后，他像一抹阴影，悄悄藏身到角落里。
只有一个记者注意到了孙海洋，他吩咐摄影师架好摄像机，随后拦下失意的父亲：“彭高峰是你打拐路上的好兄弟，你们俩一起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现在乐乐回家了，孙卓还没有找到，你是什么感受？”
紧绷了1500多天的神经，在这句带着几分关怀又直接得有些残忍的询问下，终于断了。寻子4年，妻子眼泪成河，父母病倒在床，孙海洋咬碎了牙也不肯让自己流一滴泪。但此刻在别人的欢庆宴上，这个刚才还在敬酒大笑的男人慢慢俯下身，捂住脸，哭声越来越大，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号啕着，久久停不下来。
儿子丢了，家塌了
孙海洋一直把儿子的失踪归咎于自己：“如果当初没有带着妻儿来到深圳，儿子是不是就不会丢了？”
2007年10月，孙海洋夫妇带着3岁的儿子孙卓离开湖北荆州来到深圳。夫妻俩在白石洲沙河路上租了个铺面卖包子，这里人流量大，生意不愁，而且隔壁就是沙河中心幼儿园，他想给儿子更好的教育。
10月8日，孙海洋把儿子送去幼儿园报名。10月9日，超市监控录像里孙卓穿着沙河中心幼儿园校服的乖巧模样，成了孩子最后的身影。
孩子丢了，妻子第一个承受不住打击，失心疯般到处寻子未果后，她渐渐有些分不清现实与虚幻，看所有孩子都是孙卓。孙海洋不敢再让她出门，说：“我去找，你就在家忙吧。”
母亲也从老家赶来加入寻子行列。老人执拗，听说在深圳被拐的小孩大都被拐到了广东潮州和福建一带，年近七旬的她踮着小脚，陪儿子找遍了揭阳、潮州的大部分幼儿园，“我孙子这么乖，（买孩子的）人家一定会送他去读书的”。
一次次寻找，一次次失望，母亲很快也承受不住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疲惫。寻子的重任，孙海洋知道只能自己一个人扛。他的压力和焦虑其实远超其他人，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儿子被坏人欺负的痛苦样子。
焦虑让他没法在家里待着，那之后，孙海洋的足迹遍布全国多个省市，搜集到有2000多个被拐儿童名字的名单，和众多丢失孩子的家长组成了“寻子联盟”。
每一个丢了孩子的父母在寻子路上付出的都是全部，可并不是每个人的付出都能得偿所愿。彭高峰一家团聚的欣喜若狂，其实刺痛了孙海洋的眼睛和心。
孙海洋不知道自己对着摄像机哭了多久，他其实很感谢记者能在这种场合下还能注意到自己。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抹干净脸，冲记者笑笑：“哭完了，人也舒服了，感觉这辈子的眼泪都流干了。”
心不在焉的出租车司机
那场答谢宴成了孙海洋寻子路的分水岭。他决定不再往外跑，就留在深圳：“乐乐找到了。我重燃希望，有一天儿子一定会出现在眼前，而不再是梦里。”
回到深圳他尝试了很多工作，因为一接到线索电话就往外跑，总是干不了几天就被辞退。然后有人给他支着：“去开出租车吧！”
孙海洋成了深圳最与众不同的出租车司机。他常常错过拉客的高峰时段，因为随时会为某个信息跑去某个地方。他会一边开车，一边在街头巷尾张贴寻子启事。载客的同时，他会给乘客发孙卓的资料和照片：“您见过这个小孩吗？现在应该10岁了……”
有时他也会开着空车绕一大圈路到沙河路，“想看看那个招牌还在不”。
为了凑够找孩子的路费，提供巨额悬赏金，一家人不仅变卖了他们在湖北监利老家用打工血汗钱盖起的房子，也把那个作为梦想起点的包子铺转卖了。
这曾经是他坚守深圳的基地，店招牌在儿子走失后就被改成“悬赏20万，寻儿子店”，媒体曾一度关注。可2010年，包子铺由于经营不善不得不转卖，签合同那天，他跪在地上求接手者：“能不能保留这块招牌？也许有人看到了，会提供我儿子的线索，送我儿子回来。”
铺面改做其他生意，但之后的老板都默默遵守了这份协议。他每次开车经过，看到招牌还在，“觉得很安慰”。
我不是一个好父亲
开出租车赚的钱只能维持生计，哥哥姐姐有时会偷偷塞钱给他，他们也希望弟弟能把侄子找回来。但父母已经等不了孙卓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