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伙计，那是他外面的样子。心里，我是说论脑筋，他可是聪明不过的娃娃。”
“我只敢说他是个听话的规矩人，或许在外面工作对人心肠也好。他父亲就是一个软心肠。”
“听说他父亲没打过仗，只在部队里弄吃的。”
“他往打仗的地方送了一次饭，就吓坏了。就跑了。”
“你们不要打断我。我是说心肠好的人都不会有出息。”保仑脸上渐渐泛起红光，没精打采的眼光又变得明亮了，“我父亲就心肠好，我家才成了色尔古最穷最下贱的人家。幸好解放了，贵生当了先进。先进又不是官。我的儿子……”
“你的儿子是排长。”
“二儿子。地震时他背了好多死人。人家给他奖章，他说我不要奖章，我要当班长。现在他是排长了。贵生那样不行。”
“跟你比？”
“跟我？不，和我几个儿子比。农民和农民比，国家的人和国家的人比。”
格桑多杰听着这些对话，感到十分厌恶，感到自己的老师受到了他同村人的亵渎。同时这些话听来就像是对自己一生的无情判词。他说：“天哪，这不公平。”
“人家，”章老师说，“人家也没说这事情公平。人家是说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我想透点风，打开窗子就好了。”
“房子的窗户都钉死了。住在这房子里那两个女人怕人偷去她们的东西。你老师每年寄回家三四百元，他们省吃俭用，确实添置了不少东西。”
章老师拍拍保仑的肩头，“把你的酒壶给我。”保仑把酒壶递给他，“让章老师说说，贵生人怎么样！”
有人呸了一声说：“见鬼。”但更多的人起哄表不同意。
章老师手里把着酒壶，低声说：“他已经死了。”他喝了口酒，悄悄对格杰说：“要不是酒，平时他可不是这样，他婆娘倒有点……”
保仑说：“你说我什么？”
“我说你本来不是……不是这样！我说你大儿子在挖原子弹矿石，保密单位，三儿子在公安局，有专门的汽车……”
“你说我了。”保仑醉态毕露，仰起脸，张大嘴，把酒碗举得高高的。一溜酒线滴进口中。
“我没有。”
“你不敢说我。说我的人让我儿子开车来把他抓进监狱。你说了我，我就再也不请你喝酒了。”
“我敢！”
章老师几乎是嘶喊了这么一声。
他扶着墙壁慢慢站起来，说：“我敢。”他一脸悲怆之情，环视着暗中一张张吃惊的面孔，“乡亲们，我是这里的老师，教育你们的子弟三十来年，三十来年。刚来的时候，我想我和你们是不一样的，我叫你们老乡，老乡……老乡……”泪水流下来了，他擦了几把但无济于事，泪水越涌越多，他索性放下手臂，“现在我叫你们乡亲。乡亲们，乡亲们。我不说我自己。我说我一个最好的学生。他比你们都好，比你们所有有出息的子弟都好。”
“他更比我好。现在我们为他守灵，不是吗？我们为他守灵。我们，我，和贫协主席，跟你们一样。都是不配的。”
章老师借酒发疯，声泪俱下。桩桩件件数落自己的罪过。说自己不该喝醉了酒吓唬可怜的娃娃们，至少自己比他们吃得好，穿得十分暖和。说自己不该寡廉鲜耻，搞上了人家的女人。说自己不该叫学生在劳动课时替自己上山捡柴，不该瞒下学生拾来的麦穗喂自己那两只下蛋的鸡婆。
嘎洛大队长揩了揩显得有些湿润的瞎眼窝，轻声说：“好了，老师。我们都不怪你。”
章老师却圆睁双眼，说：“我怪你！”
“怪我吧，怪我就是了。”
“怪你当初说我教书表现好，可以当生产队会计！会计，我是国家干部，晓得吗？”
贫协主席慢慢放下酒碗，笑了，双眼合成一条细缝，“那时我就没有同意。”
章老师又叫了一声：“我也怪你没有同意！”然后人事不醒地昏倒在地。
格桑多杰离开色尔古村时太阳刚刚起来。他一直向前没有回头。满脑子响着冻土落在棺盖上的声音以及黎明时分清丽的鸟鸣。他知道自己离那座亲手参加垒砌的新坟越来越远，看到新坟上已经爬满了萋绿的碧草，草上露珠清澈而又冰凉。
许多年过去了。
他被调到教育局任职的时候，才听说章明玉老师五十二岁上因为一宗男女之事受到处分。按惯例，在乡村小学任敎二十年以上可以上调城镇。对章老师的处分是他教书三十多年，仍然留在原来的村子。
为了这篇小说，我找到了格桑多杰副局长。他说：“好多年以前我们就认识了。”
我说：“重新认识一下吧。”
他说：“有这个必要。”
1987年教师节草于马尔康。
1988.3.改于西昌邛海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