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和林欣毕竟处于两个城市，见面少；后来林欣甚至去国外工作，见面就更少。我们见面的唯一机会就是每年的广交会，林欣的工作是外贸翻译，交易会时就跟随老板来广州出差。
白天她在交易会现场，晚上我们争分夺秒去逛街。让我对她来广州充满期待的，是这么一个场景：
在她下榻的酒店，她从行李箱里拎出了一件又一件的衣服、叮叮当当的首饰，我也从自己家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裙子。这一切，汇成神迷五色的海洋，摊流在酒店的床上；气氛是瞬间、而不是逐渐、就到达高处，并居高不下，一整个晚上都溢光流彩。
太快乐了。
3
但有一年交易会，我们的关系完蛋了。
那年秋交会，我恰好是怀孕期间，但却比单身时更期待林欣的到来。怀孕限制了我的自由，生亦何欢；而林欣，带来了单身时代的轻身飞杨。
我们用座机电话约好了，晚上在某条步行街路口见，一起逛街。
我在约定地点等了一个小时，林欣没来，也一直没有联系我。我也无法联系她，因为她没有国内的手机号码。
让我气昏过去的是，回家后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接到她打到我家座机电话。原来她也忘记了留我的手机号码。她有急事不能来，打我家座机，家里却没人在。
我气得肺都炸了。你是忙，忙就能把约好的事晾一边？有急事，有急事不会想办法问我的手机号通知我？问不到，问不到不会打电话回老家问我爸妈？来不及，来不及你这么久干嘛去了？我都回家一个小时了才接到你电话。
得了得了别找借口了，就是不在乎我呗。
我也不好意思多写了，总之当年的友谊就是这样的。
虽然我们是吵着长大的，但这次我决定吵个真的。
几天后她离开广州。本来就一年只联系一次的我们，这下彻底没了联系。
4
六七年后有一天，收到林欣的微信。那一年有微信了，就有了同学群，我和林欣也就加上了。
谁知我们微信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大坏消息。
林欣说她马上要来广州，她爸爸病重，从老家来到广州住院治疗，林欣和弟弟在医院旁边的快捷酒店租了个房间住着（大概两个月后，林欣爸爸去世了）。
就是那个低喝一声“写字坐直”然后才出门上班的退役军人，林欣的爸爸，他当时住在肿瘤医院，医院周边有各种快捷酒店，里面有长期出租的房间，住的大多数是外地病人的家属。
尤其是周边小城镇甚至乡村来广州化疗的病人，一次住院半个月甚至更久，一个疗程来几次，家属们都做了长期作战的准备。
大酒店自然是住不起，在医院里加床又实在不方便。连锁酒店的房间有包月的，——就这样，肿瘤医院周边形成一个特殊生态，家属们可在这些房间里煲汤煮药。
在一个陌生而庞大的城市里，病人的家属们有一个房间多么重要啊。
陪伴林欣的那几天，我总在周围路段上看到行色匆匆的人，手里提着保温瓶或者巨大的袋子，他们大多数是病人家属：首先这个年龄说明他们是家属，其次他们脸上的憔悴和劳累说明他们是家属。林欣和她弟弟也是其中的两名，弟弟林勇似更魔幻，看着他胡子拉碴的中年人的脸，老是想起当年他的春联之问。
而我们，还是害怕爸爸们。哪怕是一个病重的林欣爸爸。我觉得那个衰弱的躺在床上的男人，还是很可能会看不惯我的一举一动，“走路时背挺直点！”“拿个东西都不利索！”我脑补他们的潜台词，只是他们老了，衰弱地躺在病床上，没有余暇的力气来批评我们：“要是我身体好，像这样的事，我一个人处理得井井有条！你们三个人都搞不定！”我脑补他们的责备。
林欣当然也和我一样，手足无措，失惊无神。人到中年但在父亲眼中仍然娇气无能的小女儿。
到了晚上，当我们坐在出租屋里的床上，灯下对视，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个情形，就像老杜经历过的那样：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想起以前，当我们在酒店房间里聚在一起，灯下铺开一整床的衣服饰品，向对方，交换着自己五彩斑澜的生活。
再想起更早以前，老家北堤下，我们骑着单车，谈天说地，抬头只见堤上芳草无边，蓝天上的白云缓缓挪动。
现如今，我们坐在快捷酒店简陋的床边，厨房里飘出来浓浓的中药味道，不远的医院里躺着走近死亡的父亲，我们自己，穿着方便步行的平底鞋运动裤，头上也有点白头发了，还没时间去染。
谁能想，闹翻脸的两个儿时伙伴，再相逢时竟是在如此狼狈的时候。
我当然是，早已经完全原谅林欣了。
说起来那些年，各自的脾气也被生活教训得差不多了。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才发现，少年时代有多任性：
想吵架就吵架，想翻脸就翻脸，想失约就失约，因为觉得，怎么吵，最终都能被原谅，失的约，对方能等你，翻的脸，也能随时翻回来。甚至，人脉散尽，也无所谓；因为后台很硬，父母强健，壁垒如山。
命运的荫庇，甚至使我们曾经产生幻觉，觉得自己在很多事上有豁免权。
我们为自己无知而狂妄的旧年往事，试图彼此道个歉。一方迟疑地开了个头，另一方含胡地接应了，几乎同一瞬间，彼此同时打断对方——喉咙里的鱼骨头被一只摄子取了出来。我仿佛看到我妈在虚空中，无奈而欣慰地对我们一笑：“好吧，你们说是辩论，就是辩论吧。”